熊纬书先生（1914—2002）出生于河南省商城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熊宾是慈禧寿辰恩科进士。他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指导通读古今典籍，涉猎很广，钻研很深。少年时拜著名画家黄伯芗、徐燕孙为师，学习国画、书法；稍后又拜著名诗人赵元成为师，学习格律诗。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熊纬书满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书记（秘书）。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安徽省报编辑、中国国史馆协修。解放后，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具书编辑处副处长，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70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苏高邮当农民，1979年落实政策，1989年回到南京。

熊纬书虽然不是专业画家，由于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与艺术修养，他的山水画却具有很高的水平。他一生饱经风霜，喜怒哀乐愁五味杂陈。在自己的诗词和书画题跋以至山水画中，他对人生炎凉的感悟多有流露。数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兼有雄伟、刚毅和妩媚、柔和之美的大山大河，对他的人格、性情的陶冶，是可想而知的。熊纬书青少年时期接受国学教育，文、史、哲、艺，十分全面。加上聪敏与悟性过人，他的才学脱颖而出。他怀念中国历史上文化盛期那些先贤们，在《索居四绝》中有诗为证：“李杜苏黄遇略同，诗文书画俱神工；灵犀一点通古今，恨不能生一代中。”后两句，既是写他仰慕古人的心情，也是表述他与古人灵犀相通的才赋。熊纬书对传统中国画本质特性的认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反潮流精神，而且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上个世纪50年代，受“五四”|时期对国学和民族文化某些过激观念的影响，加之文艺政策偏左，传统文人画受到抑制，处于被“改造”地位。当认识到中国画仍需提倡时，仍然摆脱不掉对“写实”与“写生”的依赖。这时，熊纬书出自于他的国学修养，写了一段针贬时弊（过分强调写实）的文字：“在宋人论画，已有‘与其师之人，不如师之物，与其师之物，不如师之心’之说。‘师人’是古典的，‘师物’是写实的，‘师心’是浪漫的。吾早期作画多‘师人’，后渐‘师物’，而以‘师心’之作为最多。解放后，乃几乎放弃作画一事矣。今北京人民日报复有对新中国画之提倡，但以写实为要求。吾意‘师物’的写实，即单取直接经验，‘师人’则可取间接之经验，而‘师心’则为结合直接与间接经验而提高到理性的阶段，复以不断实践直、间接经验中，不断地提高与改进其‘师心’之作，乃为创造的整个过程。吾将于此进入创造心中山水画一途。” 熊纬书写于1953年夏的这一段话，对“师人”（师古人）、“师物”（师自然）和“师心”之间的关系，论述得多么辩证而有说服力！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十多年来中国画的历程，我们在师法自然与师法古人方面取得不少收获，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对“师心”这一点，由于认识不够，没有大力提倡，造成的缺失逐渐显露出来。当代中国画创作缺乏诗性特色，个性风格不够鲜明，恐怕与不重视古人“师心”之说有关吧！

熊纬书的另一论点是强调书法在国画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国画必须书法化”，“国画所以为国画，由来书画同渊源；画乃复杂之书法，此为国画最高巅。”与此相关的是，他说中国画“只宜约略参西法，不可视之如神仙”。（《新丹青引论画诗一首》，1984年）

了解了熊纬书的人生和艺术修养以及他的艺术主张后，我们就不难解释他的山水画何以能如此浑厚、沉雄、质朴而富有神韵；他的笔墨何以如此自由、随意而有深厚功力！他写自己内心储备丰厚的真情实感，写胸中丘壑，每幅山水又都有诗意境界。他深谙古法，驾轻就熟地运用范宽、李唐、黄公望、王蒙、石溪、黄宾虹诸大师的图式和章法，常用“仿某人”或“师某人”的方式作画，但笔墨与境界均出自他的心灵，体现了他与山水交流、融合的和谐之情，表现出他对世界豁达而深邃的见解。

有远大抱负的熊纬书先生，一生总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待人处事，默默写诗作画，置名利于度外，他生前虽然没有声名显赫，但他留下的文化意蕴清纯而深厚的艺术作品，散发出不朽的光彩；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人品，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