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传统是前人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具有勃勃生机、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是历代优秀书法家和优秀作品的共通思想理念与规律法则。传统中的精华是每位习书者必须享受的营养，舍此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足以言书法。

书法的生命在于求变创新。求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创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我们对传统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与形式，所以创新本身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

一、继承与创新贯穿于隶书的发展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就是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隶书发展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战国至秦的“古隶”化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是对先秦已形成的正统的古文大篆形体的叛逆与革新。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写法。西汉中期以来，隶书脱去篆体而独立的形式完全形成。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已大不相同了。西汉中晚期定型化的“今隶”也是对“古隶”的整理、继承与创新。

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说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虚舟题跋》)。

魏晋南北朝是隶、楷嬗变交替的阶段，所以这时期的隶书拘谨、柔媚而乏汉隶之拙朴、雄迈气象。明代钟人杰辑的《性理会通》中有“汉隶之流为晋隶，则又专务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状”之说。

唐隶以《熹平石经》等端庄平稳、中规入矩的隶书为其审美典范，同时继承了魏晋隶书的方笔，楷法意趣又渐融于隶，致使唐隶呈现出丰厚甜熟、面目单一及程式化的特点，虽有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等大家以隶书名世，但“诸作如出一人之手”。

宋代隶书继承唐人的隶书，但由于对汉碑研究很少，创新精神不够，无可观处。

元明之季，隶书寂寥，即如赵孟頫、文徵明这样的大家，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成就平平。

直至清代，碑学之风兴盛，隶书异军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善隶者达三百余人。正如杨守敬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学书迩言》)清代隶书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隶书的传统，吸取了唐人的教训，以篆书的笔法写隶书，如邓石如以篆书入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伊秉绶以颜楷入隶、何绍基以行草入隶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隶书出了新意。

二、当代隶书的继承和创新

(一)当代隶书继承的特点

当代隶书在继承上，既有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形成自己独特风貌的现象；又有不深入传统，盲目跟风，媚俗时尚，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

1.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

当代的隶书创作既有古代代代相传的名碑，又有新发现的简帛等最新资料，视野与前人迥异。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当代以隶书成名的书家：刘炳森先生深入研究《乙瑛碑》，在坚实的传统功力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用现代的审美意识并参以姊妹艺术的某些韵律和情趣，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代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世称“刘体隶书”。周俊杰先生以《褒斜道》为宗，生辣中时出新意，刚猛中寓以柔韧，深沉中富有跌宕，奇逸中兼具肃穆。刘文华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受其老师刘炳森先生的启蒙，攻汉隶近三十年，且在艺术“度”的把握上十分得体。他所写隶书虽早年主要来自《张迁》，但并未一味沉迷于此，而是广泛吸纳古典精华，从《张迁》到《礼器》、从《西狭》到《石门》、从《曹全》到诸摩崖，多年来一直沉醉于隶书经典作品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习书者有幸看到许多清人看不到的东西，如秦汉简书、新出土的碑刻、大量的民间文字等，因此当代人的艺术视野更广阔，思想也更活跃。

2.入古不深，跟风现象严重

当下隶书创作人数增加，隶书创作已形成几种明显的风格取向，隶书取法范围也有拓展，隶书创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隶书创作刮着史无前例的流行狂飙，弥漫着一股简单复制、阿谀逢迎的习气。在创作层面，其跟风主要表现在对章法、形式的照搬、硬套甚至抄袭上。书法家的个性则在流行书风之中被深深地湮没了。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刘炳森先生大量隶书字帖的出版，全国掀起了“炳森热”，很多人都模仿学习刘炳森的书法，展览中、碑匾上到处都是“刘体隶书”。近年来刘文华、张继的隶书被世人认可，于是翻开历届国展作品集，许多入展甚至获奖的隶书作品都有刘文华、张继的影子，面目惊人地相似。展览中的隶书还呈现出地域特点，像黑龙江、辽宁等地以何昌贵书法面貌为主，天津等地则以张建会书法面貌为主，四川以何应辉书法面貌为主。这种相似是当今社会快餐文化的产物，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一些人不愿艰苦努力、只想依靠自己对评委品味的把握来取得成功的投机心理。何以出现这种并不令人兴奋甚至让人遗憾的趋同景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刘正成在《展览效应与当代书法创作》一文中在肯定展览所带来的“笔法”“墨法”“章法”三方面积极转变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展览、评审的消极影响——趋同的产生，“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的存在，他决不复制自然，也不复制任何经典”。

(二)当代隶书创新的特点

1.线条丰富多样

当下，书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注意线条表情的丰富性。这种追求也反映到隶书创作上：一是现代隶书字中的撇画、捺画、钩画等纵向笔画，总会被出人意料地拉长，相应的，其他笔画往往被压缩、加粗、增厚，被夸张和被压缩的线条在长度和厚度上形成对比；二是在拉长线条时，书家往往会调整运笔方向，形成节奏不同的折线和曲线，而在改变运笔方向的同时，书家又会有意无意地增加用笔的提按或扭转，字内线条节奏和谐，动作丰富；三是飞白技法也往往在拉长的线条中随机使用，由此，压缩的线条的厚实润泽墨色与拉长线条的枯燥生涩形成对比。

2.墨色表现多样

在墨色趣味的表现上，当下的隶书书家可谓费尽心力：有探索宿墨的表现者，有探索宿墨和常墨(与宿墨相对而言的普通墨液)调和后的效果者，更有甚者，还把黑色丙烯颜料也加了进来。他们在用墨上进行大胆尝试，涨墨、宿墨技法大量使用，枯润对比强烈，从而使作品层次分明，对比明显。

3.章法新颖多样

在章法上，以往隶书的章法多采取字距大行距小、横成行纵成列的平正章法形式。在当下，虽然这种章法形式仍然居于主流，但是在“尚趣”的取向下，章法也有了明显的调整。有不少书家用汉简的形式，有行无列，突出字形的大小变化和笔画的长短变化。这种写法行内字与字结密，而行与行之间距离拉大，整体布白对比强烈。此外，还有借鉴《开通褒斜道刻石》的章法，横竖行列不明显，字大小错落、穿插挪让的形式。这种形式章法上浑然一体，结密无间，敢用者少，因而也最能吸引欣赏者的眼球。

4.形式变化多样

1980年在沈阳举行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促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中国书协的活动重心主要是各种规模的书法展览。这些展览引发了“中原书风”“辽宁的小行草”“广西现象”“‘好色’现象”等诸多轰动一时的现象，并引导当代书坛前行。其中形式的变化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由原来单一的传统形式变成宣纸颜色丰富多彩，用大量的方块、条屏、扇面及不规则形式的拼接、粘贴，运用做旧、画界格、喷洒颜料等手段来表现大幅作品的艺术效果，注意墨法的运用，印章成为作品的主角，起到章法布局上的平衡。这些方式除了得益于造纸手段的创新和科技的进步以外，书法家的创新探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隶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

就个人而言，从事书法艺术的创作起码注意两条：一是不能背离传统，要遵循艺术规律；二是大量学习借鉴先人的研究成果，借助先人的肩膀向上攀登。艺术创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有丰厚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作为。这种作为不是做作，不硬撑，不去人为拔高。对传统的继承越扎实、功底越深厚，其发展和创新也就渐渐蕴藏在其中。

1.继承传统要深入临习碑帖

学习隶书就要先从传统隶书艺术中学起。汉隶为隶书之尊，可称为隶书之传统基准。学习隶书不学汉隶，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郑簠先学明人宋珏的隶书，学了二十年没有任何建树，改学汉隶后，“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隶法琐言》)，遂“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清人的隶书墨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临汉碑的作品，如何绍基、沈寐叟、金农等人。在全国大型书法展览的隶书作品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学清人和当代书家的隶书，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良倾向。启功先生曾说：“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因此，我们学隶书时应提倡以汉碑为骨体，参照古人的运笔用墨方法，假以时日，一定会取得成绩的。

2.继承传统要有吃苦的精神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这个道理，这和追求其他技艺一样，学习、掌握任何一门技能都要坚持勤练。郑簠毕生致力于隶书的研究，并大量收购天下汉碑。邓石如学书法“每日昧爽起，研磨盈盘，至夜时分尽墨乃就寝，寒者不辍”。何绍基在外出旅途中都将碑帖揣在怀中，闲余时拿出来研习，单就其在长沙居住期间临《张迁碑》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以上足以说明清代的隶书之所以成就显著，与书家穷毕生精力去研习是分不开的。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钟爱的书法艺术，我们必须坚持沉下心来，在吃透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推动隶书的创作与发展。

3.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万物发展贵在创新，作为书法，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创新，只有甲骨、钟鼎文就没有大小篆；如果没有创新，只有大小篆就没有隶书。但是，创新要有法则和基准。今天的书法界曾经到处都是要创新的声音，有些书法爱好者没有握过几天笔，胡涂乱抹一通，就名曰“创新”；也有些书家的字全无法则和传统，不被广大群众所欣赏，也名曰“创新”。但这种“创新”难免要遭到真正做学问人的批评、指正。郑簠在临习《曹全碑》基础上参以草法，创作出了草隶的雏形；伊秉绶把楷书的笔意吸入隶书，创作出了楷隶；陈鸿寿从《开通褒斜道碑》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灵动、气势开张的个性隶书。他们的创新不是凭空假想、随意创新，而是在认真学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再结合自己的学养、自己的审美观，逐渐探索出来的。因而，他们的创新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是被后人认可的，是站得住脚的。

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为了发展，创新才是最好的发展，基于继承上的创新是最好的创新。目前，面临隶书创作的窘迫，只有像先贤们那样，勤练妙悟，广泛猎取，传承之外更有创新，隶书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