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中国艺术起源问题之一。中国的书和画究竟什么时候起源、如何起源、如何界定，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见解。早在东汉，蔡邕在《篆势》中开篇就说：“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许慎在《说文》中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很形象地说明了书与画的起源。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体”的现象：“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宣和画谱》开篇“叙”中言：“河出图，洛出书，而龟龙之画始著见于时，后世乃有虫鸟之作，而龟龙之大体犹未凿也。”到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说：“书画本出一源。昔圣人观河图洛书之象，始作八卦。”显然，从“书画同体”到“书画同源”的历史解析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书”与“画”的发端二者是模糊的。这便有了陈师曾先生所说“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书”与“画”二字，实则延伸出几种理解：书，指文字、文、书法等。画，指图像、绘画等。前文所说“河出图，洛出书”便是文字和图画的起源。我们今天习惯称中国书画是指书法和中国画。书写之法，出而为体，故有“六体”（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书）之说。画之绘像，故有类也——“存形莫善于画”。

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契陶文”，即刻在陶片上的文字，这是一种符号文字，相对于甲骨文而言，它还不成熟。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字的书写方式，“法”也就应运而生。关于书法诞生，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元人郝经在《陵川集》中说：“夫书一技耳，古者与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计夫工拙。而不以为学，是无书法之说焉……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后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人，专门名家始有书学。”又有元人刘因在《荆川裨编》中说：“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至处士，往往以能书为名，变态百出，法度备具，遂为专门之学。”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我们现在在各类典籍中看到的早期书体主要是两种：一是古文，即自黄帝史臣仓颉造字至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文字，代表人物有杜林、卫密等。一种是大篆，是从周朝宣王太史籀整理古文而成的书体，代表有蔡邕。由秦之小篆，到汉之隶书，进而发展出从实践到理论高度的中国书法艺术，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中国绘画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早期刻绘岩画（如内蒙古阴山岩画）到涂鸦地画（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地画）；从陶器红黑彩绘（如陕西西安半坡彩陶）到丝帛上精心描画（如湖南长沙战国帛画）；从壁画上鸿篇巨制（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壁画的描述）到卷轴上文人情怀（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中国绘画从“图形”到“绘意”进行着自身的革命和完善。

浙江自古以来是中国书画重镇，在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就带有文字图式的刻划符号。春秋时期越国有《姑冯句鑃》铭文；战国有《越鸟书剑》铭文。有“书圣”之称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虽为琅琊人，其《兰亭序》就与“茂林修竹”、“曲水流殇”的浙江绍兴兰亭结下了千年奇缘。有“王氏”书风恩泽和惠顾，浙江也在1600多年前培养了自己的书家绍兴人孔琳之（369-423年）。长于音乐精书法，书法史上有“羊真孔草”之说。其后的智永、虞世南等历代书家铸就了浙江书法的辉煌。浙江的绘画，值得一提的是“浙派”，但整个浙江的绘画环境和生态，在中国绘画史上还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书画的收藏和鉴赏，需要有书画繁荣的土壤、文化意识、消费环境、经济资本等。浙江地处江南富庶沃地，以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和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为标志，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基地。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中心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生态圈之一。南宋迁都临安以后，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书画艺术也随之走向辉煌。书画收藏也不例外，从南宋以后，浙江的书画收藏占了全国书画收藏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以嘉兴、湖州、杭州、绍兴等地为中心。

一般认为，中国书画收藏发端于汉，兴盛于唐宋，根据是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中所说：“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在卷轴画还未出现的汉代，那时收藏的书画多为书册、竹木简、壁画或帛画等。战国屈原就曾观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壁画而写出千古名篇《天问》。王逸在《天问·序》中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壁画在卷轴书画未面世之前，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和宣传功效，对收藏而言，它只是陈列于建筑之内的装饰或说教图像。至少在汉代或其后一段时间，中国书画还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收藏。书画之功用诚如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很显然，这一时期的书画还未脱离实用功能。书画收藏与鉴赏的兴起，应该是伴随书画脱离实用功能而趋向精神审美的开始。

文/何 鸿（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