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水墨艺术国际化的双重困境
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发轫于“85新潮美术运动”,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成熟于21世纪。20多年来,大量水墨艺术家从水墨本体语言的拓展和艺术创作主题的创新两个方面展开了各种试验和探索,与此同时,一批艺术批评家也通过理论写作、策划展览和学术研讨等形式提出了“新水墨”“试验水墨”和“都市水墨”等各种新的概念,水墨创作与艺术理论界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了当代水墨艺术的进步。
相对于传统中国绘画,当代水墨艺术的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但是,如果把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置于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或者说,看看国外学术界对待我国当代水墨艺术的态度,我们就会得到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在国际艺术界学术地位的客观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涉及中国当代艺术。到了21世纪,几乎所有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学术著作都少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介绍和论述,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位水墨艺术家的水墨作品。为什么西方学者对中国水墨艺术视而不见?为什么中国水墨艺术未能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呢?
事实上,水墨是中国绘画特有的媒介,是中国画家自我精神表达的载体,是中国艺术家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墨分五彩”是水墨绘画的物质特性,“气韵生动”是它的品格标准,“天人合一”是它的精神旨归。今天,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是传统水墨艺术向当代转换的内在动因和必然要求。
中国水墨艺术国际化面临着双重困境。第一,从地域维度上看,水墨艺术的当代化,或者说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转换,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且,中国水墨艺术即使从形式上有所变革,但其本质上仍未脱离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审美观念,因而很难找到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契合点。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作为现代性范畴的架上绘画在西方已经基本终结。在今天的世界上,不管是中国水墨画家,还是西方油画家,任何人要想在绘画上获得新的突破都极为不易。
对于中国水墨艺术家而言,水墨的当代化和国际化的转换是一个严峻而迫切的课题。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不被他人所理解,其创作主题无关全人类的普遍关切,而仅仅局限于本民族本地区的狭小视野,就不可能被国际学术界所关注。
在我看来,中国水墨艺术不仅要有语言媒介上的创新,更要有精神内涵上的突破。只有突破水墨宣纸的既定媒介,超越“气韵生动”的传统境界,致力于普遍人性的深刻揭示,才能使水墨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毫无疑问,今天的水墨画家在笔墨宣纸媒介中搞创新求突破,其空间和余地都是极为有限的。泼墨是水墨艺术家最喜欢采用的手段,但是这种依赖于水墨与宣纸的相互作用以及水墨流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形成的图画,始终摆脱不了与空中云彩、太湖石形状和大理石纹理的相似性,并且每个画家的泼墨作品都大同小异。
我们惊喜地看到,在当代水墨艺术创作领域已经出现了包括装置、影像和行为等各种各样的观念艺术样式,但这类创作特别是新媒介艺术从技术上还处于比较低级的水平,我们相信,只有从形式上突破极限才能给古老的水墨艺术带来新生,只有从表达上触及普遍人性的深层空间才能让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
至于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水墨艺术的追捧,我们更应该抱有清新的认识。在我看来,美国拍卖中国水墨是精明的纯商业行为,其目的是在这类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充当掮客,最终赚取中国人的金钱。据参观过上述佳士得和苏富比中国水墨拍卖专场的人士透露,两家拍卖公司的拍品几乎全部出自具有海外生活背景的华人艺术家,而现场进出的也多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甚至说着汉语的华人。
我们愿意把西方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水墨的青睐看作是西方学术界开始认识并重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前兆,但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都告诉我们,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