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艺术圈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得热衷于“讨论”。把展开讨论作为一种积极的良药介入到已麻木的艺术活动中，甚至成为阶段性的目的。

如果觉得当下的现状必须做出改变，“讨论”自然显得紧迫起来，绕开作品和方法，直接面对艺术实践的目的和意义，使“讨论”显得激进，并希望它能催生出某种新的实践来。

讨论是必要的，但当讨论成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把讨论变成文本又纳入到美术馆体系时，它又表现出悖论的一面。

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艺术体制所产生出的权力分配；一方面我们积极地展开关于自身的讨论，去建立自身的自觉。但又在主观上去区分什么值得讨论和什么不值得讨论。把实践中真正有机会产生分歧的“敌人”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外，在不参与和不在场的他者中去假设出一个自己的对立面来用于反对和批判，再把“友爱”的对象作为讨论物。用关于自身的“讨论”去占领当下艺术语境，这已成为一种常用“手段”。这种“经验”其实还延续着现代主义时期对艺术做出的理解，仍然是美术馆机制下话语机制的异化。因为背后还是看重“话语”在艺术中的主导权力，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去产生语境和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美术馆体制的说法都是虚伪的，特别是在有意把“讨论”准备成一种文本放入到美术馆体系中时。

这是一种典型的“敌人的”政治学。在实践之前先找到一个“敌人”，去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敌人”，但这“敌人”恰恰又是在概念上最纯粹的。

如果讨论是紧迫和必要的，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今天的艺术实践中放弃了对当下的反应，只是依照既有规则和经验继续下去。展开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迫使每个人重新去对当下做出反应；即使在强调多元的前提下，每种不同的实践方式都要面对当下去不断证明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性，这样的多元才有价值，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实践。

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这一概念，也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我们面对着的同一个社会背景，针对这样的背景去判断出唯一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目的，并把这种判断理解成真理和正义。这种还未实践就获得的正确性，在艺术领域中是无法成立的。

我们应该用一种“友爱”的政治学去面对艺术场域的分歧和共识。不要试图把敌人排除在讨论之外，恰恰应该逼迫他们到讨论中来现身，不要把讨论变成批判一方的自我讨论。爱自己的“敌人”，用“友爱”去强迫他们参与进来，才能加大讨论的难度，也从根本上避免“讨论”沦为赢得话语权的手段。

我认为开展讨论最大的意义在于：把被动的大多数，特别是各种不同方式的艺术家拉入到“当下”这一时间里，强迫他们每个人做出反应，中断一下那种把艺术实践完全按照不同媒介、方法、语言继续下去的惯性。把紧迫性呈现在眼前，重新在当下意识到新的问题。如果我们首先要为“讨论”设定一个共识性的目的。那么“讨论”必定是少数人的讨论，成为一方批判另一方的会议，也将很难在其中意识到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