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作为一种“描述方式”，在语义结构中表明着“边界”的存在。边界是既定概念的轮廓，是我们认识和归纳经验，最终构成系统性知识和观念的方法。当然，边界所规定的领域中各自发展出丰富的术语和概念，熟悉和运用相关术语是我们理解和参与这一领域工作的基础，否则就会被视为“不专业”而被拒绝在外：我们研究科学就需要使用科学的术语，研究哲学就需要使用哲学的术语，研究美术史就需要使用美术史的术语。当然，也曾在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各领域研究者都在建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以期让后来者对自身的领域形象清晰可见，事实上也证明这些工作为我们描述事物时带来更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很难说就存在这样一个清晰可辨的边界，不管是思想还是具体的技艺，都难以在固定不替的状态中日久繁衍生息。思想本身就是鲜活的，无可被任何界限所预设。

毋庸置疑的是，边界喻示着身份的差异，在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体系中，边界是一种权力的限度，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跨越边界将受到不同严厉程度的惩罚;不过这种秩序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被认为是可以取得不断进步的，即可以和需要不断被打破和重构出新的权力关系，当然这个过程也很有可能是失控的，边界被摧毁然而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新的秩序，这有混乱和人性的悲剧。稳定的秩序既是安全的也是专制的，但一种人的本性之中的自私和懒惰会将其最终推向倾覆的境地，边界将成为领域的废墟被弃置荒野。换而言之，跨界是一种对权力关系和知识谱系的重建，是对既定认知和思维向度的解构，这些都源于自省性的怀疑精神。文化和思想史研究者，很容易发现机制内在的某种惰性，当活性的流动过于缓慢和停滞时就会迅速催生出对抗的力量，使身体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中。跨界是行为，也是思想的嬗变。新的语言描述的是新的观念：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表义系统的符号，思想的变革有赖于语言形式本身的演绎性，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跨界，汲取了双重抑或多重的语言经验，模糊自我身份的确定性，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化游牧性的显着特质。如何激活一种既往的传统和当代经验，需要跨文化的思想参照：只有用“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自我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多重经验是进行知识生成的基本内容，而思想是发现和调用多重经验的原力：借用新的形式语言，在于其能够更有效地描述思想的形态，也能够更契合表现自我情感的形式兴趣。跨界，语言是观念的表征。

自19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哲学削弱了传统哲学逻各斯的体制大厦之后，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被哲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哲学和认识论等领域借用和演绎，各种不相称的理论和研究互相杂糅和拼合，形成一种全景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语境。逾越学科壁垒寻求一种跨经验的思想路径，模糊被界定的、狭隘的地域性身份，使其葆有不同经验和不同传统的普遍性和个性，已成为某种不容回避的维度取向。与此同时，一种更强调直觉性、不确定性当代艺术观念在1960年代得以确立，伴随这种理论的新变，艺术语言本身也呈现出碎片性而难以被命名。我们笼统地将之称为“装置艺术”抑或“综合艺术”，而现成品以艺术的名义开始被广泛接受也得益于这种思想维度的跨越：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最终将回到一个哲学观念的问题，而不是以视觉或一种语言媒介的形式呈现而出的，阐释成为一种观看的必要延续，创作和观看都牵涉到意义生成的过程，但都不是全部。传统的绘画技艺在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的语境中显得只身孤影，就像美学理论在解构主义之后的所遭遇的合法性困境一样，新的哲学思想范式与新的视觉语言形式相互推进：语言仅作为思考的痕迹，而思想深度才是观念艺术的核心要义。“当代艺术”似乎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准确概念，语言形式也就不再是描述问题时所需要特别指出的：在当代艺术范畴中，理论阐释是意义显现的根本，语言形式不应该被过分讨论，因为观念是“非物质性”的结构。语言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是视觉艺术的存在的基本形式特征，尽管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就是一切，但在观念感知中却只是作为思考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