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现代雕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主要学法国。后半部分从1949年开始，学习苏联，后来中苏交恶，但雕塑上的影响一直都在。苏式雕塑为中国雕塑界带来了什么？除了艺术语言上苏式与法式的区别之外，还有就是纪念碑雕塑的样式和集体创作模式。

1949年之后，雕塑家迎来了雕塑创作的好时光。这种需要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是差不多的。当年，列宁专门发布了一个“纪念碑雕塑法令”，规定要做一大批纪念性的雕塑来纪念历史，鼓舞士气。

纪念碑雕塑的体量大，创作施工环节复杂，不是一个人能够拿得下来的；更何况，纪念碑雕塑与那些细腻的，讲感觉、讲个性的法式雕塑不一样，苏式纪念碑雕塑讲究的是集体的意志，高亢的热情，讲究的是整体感和统一性，最能和它对应的，当然是集体创作的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纪念碑雕塑引入后，中国给了它一个土说法叫“做任务”。这个朴素的、带有军事化意味的表述倒是非常贴切的。做雕塑真的就如同打仗一样，是完成上级统一布置的任务，不是你想做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问题。

雕塑创作一旦成了任务，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一切听领导安排，一切服从任务需要，在创作排名上，在贡献的大小上，就不那么强调个人的作用了。在创作着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当时领导可能不太了解雕塑家构思创作草稿也是他们的基本工作，特意请了一批当时颇为有名的来为雕塑家画稿子，希望让雕塑家照着完成。当然，雕塑最后还是由雕塑家构思完成的，但最早出稿子的那批画家一般都不提他们的名字，这件事甚至都不太有人知道。

在1960年代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的时候，明确提出“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要有统一的风格，不要个人突出”的口号，这个口号的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集体创作最根本的特点。

正因为集体创作有这个特点，所以它常常能够集中几十、上百人一起来创作一件群雕或组雕。毛泽东纪念堂两边的雕塑，就集中了一百五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雕塑家，不分法式、苏式，统一到北京会战，雕塑落成后，一个外国雕塑家惊呼：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多雕塑家创作了这么多的人物，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做的！

集体创作的代表作品有北京农展馆的《庆丰收》、四川的《收租院》、西藏的《农奴愤》等等。

改革开放后，雕塑创作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彰显个性，于是，集体创作的模式渐显颓势，1991年，北京市给中央美院雕塑系派了一个“任务”，做卢沟桥抗日战争群雕，由法式、苏式、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三代同堂来做这群雕塑，终于，不同的样式，不同的个人风格再也无非统一了。雕塑落成后，有评论说，这组雕塑在纪念性雕塑的创作上，开始有了雕塑家不同的个性和语言等等，这个说法意味深长，从此，人们正式告别了苏式纪念碑的模式，而这个群雕就成了集体创作模式的最后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