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美学”在尼古拉斯.鲍里奥德(Nicolas Bourriaud)1997年的同名着作《关系美学》中提出，之后关于它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我们对关系美学的一些操作方法并不陌生。在名目众多的展览中，不管是否贴着“关系美学”的标签，都或多或少打着这个概念的印记。这个宽松的概念可以贴在近年几乎所有群体参与的集体性工程上，数百个艺术家组成的帐篷营地，数千人参与的DV计划，整个地区的口述史运动，等等，都可以看成是“关系美学”的回响。在国际资本流动越加频繁的今天，关系美学为多国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的理论支持。事实上，宽泛意义上的关系美学不仅仅限于美学，而是笼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最潮的文化活动和哲学话题。这些话题闪烁着各种与群体政治有关的词语，其中有“全球化”“跨国资本”“服务行业”“通讯”“知识”“移民”“种族”“社区”“城市改建”“贫民窟”“部落”“城中村”“集体记忆”“身份”“记忆”“遗忘”“互联网”“底层”“差异”“口述史”“N人群体计划”“身体”、“空间”“互动”“交流”等等。这些话题在哲学界的“共同体/群体”(community)中找到理论的共鸣，其代表性的哲学家包括让-吕克.南希、阿甘本和朗西埃等。

在经过大规模的“关系美学”洗礼后的今天，鲍里奥德的关系美学和关系艺术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操作上都貌似“保守”。但正因为这种“保守”，鲍里奥德对“关系美学”的设想在某种意义比当下打着关系美学的“互动”“交流”标签的那些投机艺术实践更加彻底和深入。鲍里奥德的关系美学迷人的地方并不在理论的严密。恰恰相反，“关系美学”概念自身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和不连贯的缺点。正是由于这种粗糙的特质，显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艺术实践的挣扎和困惑。而这些困境仍旧笼罩在今天的艺术实践。

鲍里奥德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生产商品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向服务行业，同时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重构了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鲍里奥德的艺术设想是政治性地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他的理论的起点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性。

国内对关系美学概念的印象多数停留在这个概念的字面意义上，似乎凡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关系美学。鲍里奥德所定义的“关系”恰恰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关系或者通常所强调的“交流”或“互动”，它不是种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社区中的文化活动，不是互联网中人与人之间的虚拟交换方式。对于鲍里奥德，所有这些普遍而习以为常的关系恰恰是关系美学所要拒绝的关系方式。鲍里奥德定义道，关系艺术以“人类的交往互动及其社会语境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而不是从强调独立的、私有的象征空间的理论出发”(Nicolas Bourriard, Relational Aesthetic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p.14)如果说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属于再现性的(representative)的文化或文本(text)，那么关系美学要探讨的是这些文本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潜文本(sub-text)，讨论文化背后还没有呈现出来的隐秘的“潜在”关系，或者新的关系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鲍里奥德所指的关系，恰恰不是既定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排除主体概念后的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和相遇(encounter)，是主体间性。正是这些接触、相遇之间的融合、排挤、碰撞、位移等微妙的张力构成了主体的可能性以及关系美学所探索的重点。这些微妙的人与人接触的界面、张力不仅是习以为常的稳定社会关系基础，而且远远超出这些现成的社会关系的局限，从而呈现出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外所存的巨大的关系构建可能性。鲍里奥德尤为关注这些潜在的可能关系组成在特定空间中的形式(formation)，恰恰是这些关系的形式成为鲍里奥德理想中关系美学所要探索的对象。空间成为必不可少的场所，而最重要的材料，无疑是身体，或者说是身体之间在特定的空间中所展现的交往形式。交往形式既随空间而变化，在时间中也是充满偶然，无法完成的。不难看出它本身集结了当代艺术最新的元素，例如他异性、事件性、表演性、和未完成性等。

这样，我们看到当代意义上的，尤其国内的某些标识为“关系美学”标签的集体计划和工程并不能体现鲍里奥德的理念。这些实践大多一开始就强调参与者的身份：黑人、白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下层、女性、农民，观众、艺术家等等，然后再将这文化主体放在一个特定而预设了意义的场所中交流。而通俗版本的关系美学所强调的“对话”“交流”甚至“互动”等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已经不是鲍里奥德所说的关系美学，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仍旧强调清醒的、理性的、有意义的主体。这些通俗版本的关系美学所强调的“交流的狂欢”的一面，已经忽略了关系美学所强调的社会批判性。它们变成一种重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践的交流活动和社群活动，沦为一种犬儒而平庸的政治正确和伪先锋。在西方的一些文化沙龙上，我们不难读到这样沾沾自喜的句子“多国艺术家的参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经历，相互的映射、碰撞、激发、交流、融合、移位……”这种联合国一样的艺术盛会以庸俗的差异和数量取代了艺术自身的价值。和互联网时代的大众狂欢一样，它反映了一种在艺术终结论后的艺术民主化冲动。

鲍里奥德的美学演变为一种社群性的艺术并不是偶然的。鲍里奥德自身的理论构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他过于仓促地摆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格林伯格艺术体系的阴影，从而过快地否定了六十年代先锋探索的许多未曾穷尽丰富性。而鲍里奥德美学最有创造力的地方，恰恰是来源于他与这些遗产之间的对话。但他仅仅看到六十年代艺术中政治性的一面，而忽略了这个艺术体系的理论资源的深厚度。诚然法国六十年代的哲学，诸如德勒兹、利奥塔等，是由政治现实所激发，但它们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彻底性和历史感，因而它们批判力度远远超越了单纯为政治批判而去政治批判的简单做法。

正是因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简单的对抗，削弱了鲍里奥德的批判深度。鲍里奥德看到了互联网、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对人和人的关系的塑造，但他的关系美学在某种意义上重复和强调了全球化时代交流的重要性，而没有跳出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去质问：为什么要交流，为什么要建立关系，为什么要考察这些关系所形成的社群模式？或者，最重要的是，为什么鲍里奥德将艺术的起点定义为考察“人与人”关系的美学？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和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所强调的交流的迫切性共谋吗？因此，当鲍里奥德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群时，他本身的出发点已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限定的了，关系美学的主题就恰恰是资本主义和市场所倡导和鼓励的“交流！”。

鲍里奥德对个体创作、签名、主体性、个体等传统艺术概念的消解，正是重复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主体性的消解，然后将个体投入到一种无主体的机器和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鲍里奥德对空间和情景的强调，事实上是对一种交流体制和交流机器的强调，恰恰是这个空间的功能和形式决定了关系的可能性。在关系美学存在主义一样的实验室中，个体的自由被还原到物质、肉身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中。个体的有限性越加有限，它不仅被剥夺了主体性，而且是失去了和无限、物质、超越者的关系，它同时也被剥夺了精神性、创造性以及无法还原的生命性。在关系美学中，艺术和个体被还原为赤裸裸的物质，或者政治性的附庸物。

关系美学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疲惫和萎缩，它的政治性被欧美的实用主义传统无限征用。关系美学中最有激情的是关系美学的那种乌托邦一样的构思，而这种构思，并不是来源于鲍里奥德与多少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体无法穷尽的神秘感、虚无感或超越感。关系美学的危机，并不是朗西埃所批判的急于重构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共同体。它的问题和朗西埃自身的盲目一样，过早地将艺术限制进在世俗性的政治和共同体的范围内。当艺术进一步和无限性和超越性失去联系，它就进一步落入启蒙运动宏大的世俗化的政治正确中。这时，它的社会批评性非常讽刺地变成了完善社会政治工程的一部分。在关系美学交流的狂欢背后，也许更多是一种潜在的美学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