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清，艺术学理论博士，2014剑桥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文明

在讨论文物回流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文物”的概念进行阐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物意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文物显然具备一些关键性的特征，主要包括“历史的”“艺术的”“教育的”“民族的”等，在欧美发达国家，文物被视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纽约、巴黎、伦敦、佛罗伦萨等城市均有保存文物的重要博物馆，如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这些城市的旅游通票中最主要的景点即各大博物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同样因富藏文物而闻名。

近年来，人们对价格屡破纪录的文物拍卖之所以关注甚多，大约是基于民族情感与心理认同之故。通过高价拍卖，文物被赋予了一种民族色彩，它成为了中国艺术与中国文明的代表。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呈请教育部增设艺术系，文曰：“我国用积弱之余，惟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有识之士，见我国人在此方面之成就而知我民族精神力量之伟大。我国人所可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此。”如同梅贻琦一样，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都意识到文物的重要地位，但这些文物的价值显然也被作为“他者”的西方列强所意识到了，因而导致了文物流失的开始。

中国文物流失与回流的独特历史

文化意义

目前，中国流失文物遍布世界47个国家的100多家博物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较为集中的几个博物馆主要有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哈佛大学博物馆、佛利尔私人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吉美博物馆、巴黎市立博物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俄国的圣彼得堡美术馆，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如果加上民间收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大约超过1600万件，其中，一二级文物至少有167万件。这些文物的流失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起点：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12年溥仪退位以及1937年日军侵华，这几次事件导致大量的中国文物被掠夺、走私和偷运至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正因为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被打上了屈辱的烙印，它们的辗转流失乃至被拍卖回国更显独特的文化意义。文物回流被视为艺术市场中方兴未艾的一股潮流，但有关专家却对“文物回流”这一概念和现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代表者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他提出现代市场拍卖中的“文物回流”已被滥用，必须重估其合法性。

文物回流的三种形式：

国家回购、民间收藏和合法索要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海外流失文物在艺术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民间收藏极大地推动了文物的回流，值得注意的是，从2002年开始，中央即成立了历时5年，投资2.5亿元的海外重点珍贵文物回流工程。而流失文物的回购，并非始自本世纪，早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与周恩来总理即高度重视文物保护与收藏，这一时期，国家收集与回购了《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重要文物。囿于财力限制，国家购买对于流失量巨大的海外文物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民间收藏显然是文物回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回购的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回流文物”的价值所在。例如圆明园青铜兽首，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艺术成就，由于它反映了世纪之交中西合璧的艺术精神，属于被非法掠夺的文物，对其高价拍卖无疑将使这一商业举措合法化。

相反，许多国家不断呼吁甚至依法索要流失的文物，尽管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纽约大都会等18家欧美博物馆曾发出联合声明反对归还文物，合法索要的主张仍被坚持，当流失文物因非正当渠道散落世界各地博物馆时，它们在陌生环境中失去了固有的场所精神，留下的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遗憾。2002年3月，纽约苏富比将拍卖中的六件汉代裸体陶俑归还中国；2007年3月29日，美国盖蒂博物馆将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金质葬礼用花环和一尊公元前6世纪的大理石雕像归还希腊，这些文物的回流，意味着文物原属的国家和民族对历史和艺术的尊重。

回流文物的价值与拍卖价格名实难副

然而，文物的回流还需要一定的甄别力。譬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与敦煌经卷；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夜照白图》，云冈、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这些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但同样有大量的文物并不具备很高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文物以正常渠道流通海外，这些文物充当了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媒介，无需回流。

回流文物面临的真伪问题也成为了艺术市场的吊诡之处，具体表现在文物与拍卖价格之间名实难副。2010年，北宋黄庭坚的《砥柱铭》拍卖价格为3.9亿元，被质疑为明代赝品；2013年9月19日，刘益谦以5000余万在纽约苏富比拍得北宋苏轼的《功甫帖》，被上博学者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质疑为晚清摹本。虽然这些回流文物的真伪仍有待进一步鉴别，但其回流的资本动力却一目了然。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文物

回流文物在中国当代的热炒热卖，多少反映出艺术市场的无序化与国民审美能力的缺失，也正是东方主义在21世纪新的表现方式。自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艺术一度从欧洲的个人收藏而转向为一种如火如荼的时尚，“日本热”风行一时，从皇家伍斯特瓷器到巴黎儿童的扇子，日本艺术充斥欧洲。而到了20世纪初，欧洲则将兴趣的焦点转向了中国，1911年，法国批评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声称：“与相仿的中国比较，日本只是艺术的侏儒，而中国艺术则高贵而无与伦比。”以文物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艺术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并冲击着西方的艺术观，在此时期，许多中国的艺术展览在欧美举办，如1935年伦敦伯灵顿宫的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其中展出了新石器时代到18世纪的3000多件文物作品。

虽然中国与日本的艺术在近代史中成为西方同情与欣赏的对象，但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这种欣赏的基本前提是基于东方主义的视角。中国与日本都是在遭受侵略、在被动的门户开放中流失了大量文物，斯坦因、伯希和、卜士礼、大维德等人都是在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语境中充当了中国文物艺术的鉴赏收藏家。可以想象，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叶，愈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腹地进行探险与科考，该时期也成为中国古代文物流失海外最集中的时期。从客观影响上看，文物流失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艺术的世界影响，促使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也为后世中国文物的回流埋下了伏笔。但是，陈设与收藏中国文物更多反映出西方在文化霸权上的优越感，非西方文化只是新奇而边缘的呈现。

回流文物的真正目标有待正名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西方眼中的危险与威胁。英国作家萨克斯·洛默尔虚构了一个着名的东方恶棍———傅满洲博士，作为中国的拟人化代表，他是蒙古星球的皇帝与邪恶的天才，威胁要毁灭地球。傅满洲一心想统治世界并毁灭西方，他被描述为“又高又瘦，高耸肩膀，眉毛像莎士比亚，面容如同撒旦，其头颅光滑，有一只眼睛狭长具备魔力的绿猫”，傅满洲被赋予了东方人种的狡猾与智慧，他被视作“黄祸”的化身。很显然，中国流失文物所代表的中国艺术也处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沟壑中，西方通过殖民掠夺与政治压迫的手段获得了文化艺术上的话语权，中国的流失文物更多被视为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装饰与补充。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资本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失文物的回归可以被看作是在资本驱动下进行的，也反映出文物价值的模糊定位。流失文物属于过去的中国艺术，但回流文物的真正目标应该是未来的艺术中国，即培养国民的高尚情操与健全人格。“回流文物”的天价拍卖，是东方主义的另一种延续，还是中国艺术对市场的合理诉求？一切都有待于“正名”。在文明的余晖处，千年莫高窟辉映着荒寂的王道士圆寂塔，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数被盗空掘毁的陵墓依然重复着历史的悲剧，当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价格在一槌间定格，它成为文物流失与文物回流的见证，书写着文物与文明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2014年4月8日上午，收藏家刘益谦以2.5亿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创下了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新纪录，如此之高的价格源于它被冠以的文物价值。斗彩鸡缸杯掌腕大小，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烧制而成，造型精美、图绘生动，因杯壁上画有公母鸡而得名。目前，存世的斗彩鸡缸杯仅有19只。而2014年4月7日在保利香港春拍会上，崔如琢手卷《丹枫白雪》的拍卖价格高达1.6亿，相当于香港嘉德全场青铜器、珠宝以及潘玉良、吴冠中等名家作品的价格总和。如此拍卖不由得让人质疑艺术品的价值标准，回头再比较斗彩鸡缸杯的拍卖，无论是文物还是当代艺术，拍卖价格是否可以真正衡量这些艺术品的内在价值？中国艺术市场是艺术的繁荣还是资本的泡沫？从文物回流的追溯中，或许能发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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