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社会体制的转型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不断渗入，一些“不安分”的青年画家，试图摆脱体制内僵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开始在美协、艺术研究院、画院、美术院校、美术馆、群艺馆、美术出版社等传统艺术职场之外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聚集在大都市的边缘地带，租用低廉的仓库或废弃的旧厂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艺术创作，试图实现神圣的艺术梦想，随着聚集规模的扩大，逐步形成了作坊式的画家村落。艺术村的出现为当代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经历20多年摸爬滚打之后，艺术村终于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以迅猛之势蔓延开来，从北京的各大艺术区到上海苏州河畔的艺术仓库、浦东画家村和闵行区的艺术家园，以及四川都江堰的聚源镇“艺术中心”、深圳大芬油画村、福建厦门乌石浦油画村等等，遍布国内各大小城市，乃至偏僻的小乡村，几乎与体制内的美术势力分庭抗礼。近年来，某些地方的艺术区逐步成为集创作写生、美术教学、旅游度假、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文化广场，甚至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产业基地和特色品牌。

然而，在这种产业化的背后，艺术村潜在的问题却日益严重。

产业化给艺术村的生存环境带来问题。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想法和目的，一方面既需要廉价而优质的创作空间和展示场所，又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不受外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期盼外界的关注和光顾，或者经常能够获得媒体的聚焦，从而形成良好的艺术市场，以致最终获取社会的回馈。而社会有社会的行走规则，市场规律的制约，道德和法规的约束等等；当地政府则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和掌握政策资源的优势，也有其利益的诉求，当地居民同样有自己的立足资本和算盘。文化产业化虽然给艺术村带来了许多社会资源和便利，活跃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各种诱惑也随之竞相滋长，艺术村渐渐成为了一个利益的博弈场。地方官员运用手中权力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当地居民凭借土地可以坐享其成，艺术商依靠敏感的嗅觉可以从中获取商机、牟取暴利，一些善于投机的艺术家也从中浑水摸鱼。而那些执着而单纯的大多数艺术家则在各种利益争斗的夹缝中尴尬地艰难生存。前段时间，宋庄的部分艺术家再一次遭遇强拆潮流的冲击。艺术家的生存境遇和艺术村的未来走向不免令人忧虑。

同时，艺术家的群体性聚集，使艺术家个体告别了原本多元而丰富的生活方式，而走向单一的非自然的生活模式；艺术村的职业化，使艺术家丧失了原先作为普通人所拥有的那种平常性的生活体验；尤其是艺术村的产业化把社会的各种力量和资源聚集在一起，资本和权力越来越深地介入其中，造成了极其商业化和竞争性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危机与机遇共生，无奈与诱惑并存。长期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氛围中，艺术家难免动摇那分纯真的追求，最终甚至背离内在的心声，而转向对名利的追逐。产业化必然推高当地的物价和房价。随着生活成本的日益攀升，艺术家不得不迎合大众低层次的审美需求，摆地摊、接订单、画行画，什么活都得干，或者就在艰难的挣扎中败走。少数艺术家也许最终获得了市场的接纳，却往往都是在忙于炒作，忙于营销，忙于迎合艺术市场的需求，或者为了赚取外币而忙于跟风西方的审美。他们只有努力营造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追求所谓的个性化效果，并不断地变换视觉图式的面目，才能满足多元和多变的消费需求。这种设计和制作出来的为个性而“个性”的艺术作品往往是虚假的、缺失自我的，因而也是缺乏个性的。在艺术家身上，原本具有的那种真诚、自信、执着、自由和鲜活的生命力渐渐消逝，张扬、激进、反叛、勇猛、敢于创新的艺术姿态开始丧失。艺术家刚刚摆脱体制美术观念的束缚，又落入了商业游戏规则的泥潭。

当初的圆明园冷冷清清，没有人去关注和光顾，更没有今天那种火爆的艺术市场，但一些艺术家在清苦、寂寞而孤独的生活状态中始终坚守着艺术追求，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真情实感、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正是这些艺术作品形成了艺术村的独特文化，进而吸引着社会的目光。然而，产业化破坏了那种自发的、自生自灭的、自然生长的原生态艺术环境，纷繁噪杂的商业氛围取代了宁静休闲的文化气息。最终，艺术的生存空间必然被强大的商业势力所排挤，艺术家的执着和单纯也将被各种无奈和诱惑所泯灭。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家，艺术村自然名存实亡了。

文/宋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