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回顾与思考
光阴荏苒,转瞬之间中国当代艺术已踏过二十几个春秋。回顾历程,从萌动到发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零的开始到充满神话的现今。期间承载着太多的激情与理性,欢呼与冷清,躁动与反省。呈现出许多人文主义的流变,价值体系的思索。回眸过去,中国当代艺术的坐标发生过多次转移。由地下状态到二元对立,由民间团体到学术认可,由街头展示到国际舞台,直至今日成为各大拍卖场上的新贵。它萌生于一个长满荆棘的荒野,以其充满煽动性的现代意识,为自己迎来了一片灿烂星空。这样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发展史,却被紧紧地压缩在短暂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能不说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文化神话。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有人说它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人说它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鲜明标志,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已步入世界艺术强国之林。也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精神文明严重滞后的具体表现,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痞子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也有人说那些都是垃圾。面对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如何作出自己的判断,如何给它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如何思考其价值和弊端,这一切都需要在历史中进行寻找、分析、梳理、定位。
上世纪70年代末,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艺术界对于中国文艺中的“艺术为政治服务”、“假、大、空”、“高、大、全”所代表的思想停滞,学术倒退的现象深恶痛绝,对文革的反思成为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的一个普遍观注的主题。然而在思想的转型期,人们深感茫然与不安,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在学术界迅速蔓延。正值此时,国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解禁以及更为广泛的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放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对旧事物的批判与颠覆需要一种新兴文化的介入,大量开禁的图书馆及资料库,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通过各种信息通道涌入的西方现代思潮,都为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文化介入获得了成熟的条件,于是启蒙主义就漂洋过海进入了敞开的国门。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被替代,文艺界如获珍宝,迫不及待地开始酝酿鼓动,大刀阔斧地将其传播并漫延开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被动发生或刺激应变的过程中,启蒙主义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从诗歌界开始,崇尚责任,充满理想主义的朦胧诗人,用精神勾织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食指的“天安门我该怎样爱你”……无不展现着对未来的憧憬,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人文主义批判,勾画出一个充满矛盾的自我。这股思潮从诗歌界开始,很快波及了整个文学艺术界。与此同时,美术界开始了一系列重要发展:星星画会,85美术新潮,黄山会议,89现代艺术大展等。现代主义的欢呼,打破了传统的保守与陈旧。各种标榜西方绘画先验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人数之众、作品之多、渠道之广、观念之新给人们以振奋。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我们的思维与观念。一场以青年人为主的美术新潮运动,以其独特的活力与锐气,开始向中国传统官方艺术挑战。其中涌现出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群体,如“北方艺术群体”,“厦门达达”,“江苏红色旅”,“浙江池社”等。也出现了一批以介绍西方及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学术刊物,如“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等。而1985年中国油画的“黄山会议”,又给予这些前卫艺术高度的学术肯定和认同。
热情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这次大展是80年代中国当代美术运动的大阅兵,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大集结。而颇具意味的是,展出场地是中国美术界最高殿堂的中国美术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地位与认同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一个“不许掉头”的海报,成为这些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艺术家们,勇往直前的决心的标志。然而,肖鲁在展厅中的几声枪响,却使“不许掉头”变成了“到此为止”。海子在山海关的卧轨自杀,也象征性地宣告了中国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怆然谢幕。
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是一个转折点,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那过去的80年代。这场轰轰烈烈的美术新潮运动过早的衰败,的确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首先,这场运动在追求理想和自由的旗帜下,对于80年代前,建国之后的集体主义全面否定是否偏激?集体主义在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结束了地方军阀的割据,为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以及社会的初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加速了合作发展的进程,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信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人们在为新潮前卫艺术在思想解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些随之而来的尖锐问题。
再者, 8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冲出民族的牢笼,冲出传统的桎梏,高涨的热情让他们来不及思考,飞快的信息输入量让他们来不及选择,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将西方长达百余年的艺术实验匆匆演绎一遍,空前的盛况无法掩盖背后的仓促,掩盖背后东施效颦的无力与苍白。这种全面西化及本土经验的缺失,使前卫艺术家们成了没有根基的空中飞人,启蒙主义的介入,排山倒海般的人文呐喊,使中国当代艺术轻易地被纳入西方艺术体系之中,简单的西学东用,一味的拿来主义,使中国当代艺术家成为最为活跃的二手艺术交易人 ,似乎成了一群耍着西方杂耍的小丑,正如高名潞所批判道:“把人家的拿来就用,用了就卖,卖了就致富,很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对于艺术的本质功能和创作方法的错误理解,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一场洗礼之中,又陷入另一种尴尬。观念更新成为重要课题。这场运动以过分沉重的文化责任代替了艺术层面的探索,以“拿来主义”式的摹仿代替了原创,一种时间及空间上的错位,使它与基本国情极不适应,其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