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左右“逃离北上广”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它代表了众多不堪沉重生存压力的年青一代，希望逃离一线城市回归舒缓生活的抽离心态，而不久之后部分人“逃回北上广”的尴尬，则让互不兼容的生存模式成为被迫掉头者的又一次梦魇。在现实与理想的老生常谈间，一线、二线、三线等城市阶级的划分，似乎也在暗示着包容性与宽容度的逐级递减。记得在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中女主角王彩玲曾感慨到：“在这样的地方，会六国语言就跟人的六指儿一样，是一种累赘。”——在渴望超脱的眼中，“小地方”总是充斥着浑浊闷冷的空气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陋习就像雨后沉重的雾气般积压在异类者的心头——要么离开，要么顺从;而“生活在别处”的感召则像一杯让人欲罢不能的致幻剂，总能用自身炫彩的光芒，蛊惑着更多不甘寂寞的小众走向一线城市去寻找自己梦想的脚步。当这种前仆后继的迁徙与同类扎堆的趋向已成为“文艺”梦想中的主流动作时，对于二线或三线城市中艺术之声的关注，也在各大城市艺术区的疾速扩张与接连不断的展览盛宴中被淡化和稀释了。

在这里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身处第三世界定位中的中国，一方面在努力地打造着某几个局部来与尝试着与世界接轨甚至做领跑者，另一方面又在内部强化出更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从教育、经济到实际的信息占有等各个层面均表现的泾渭分明。而由此震动出的蝴蝶效应也隐约造成了一种艺术的集权倾向——以向轴心靠拢的默契来促成体制的生成——在围绕着画廊、美术馆和拍卖公司等模版而铺开的当代艺术的高速公路上，一方面是无法抗拒的最新信息的共享，另一方面又充斥着被信息过度填鸭后的混乱和投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去谈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情，而“独立”的定义对艺术而言真的有意义吗?当大家在同一时间段于网络上分享着来自威尼斯的视频时，唯一可以被称为“独立”的或许只有他(她)此刻正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吧。

当地域的不同作为最简单且确切的区分方式来限定着不同个体的所属之时，当代艺术在二线或三线城市的生存状态，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不同个体间的差异上来，而某种具有共性的自信或无奈，或许也会在许多看似有失偏颇的自我表态中浮现为一幅简洁的地方浮世绘。(文/郝科)电影《立春》(2007)中有一段情节是舞蹈教师胡金泉在广场上跳芭蕾舞，在周围观众窃窃的嘲笑和指指点点中，主持人则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请大家文明观看演出，尊重文艺工作者”，最后，那段舞蹈也在未完的音乐声中落寞地收场了。

这部电影的主线是关于几个文艺青年与现实环境博弈的故事的，其中有人真心热爱艺术，也有人自视甚高，但他们各自不同的坚定或失落却因共同的生存底色——“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对北京的向往让王彩玲不惜编造谎言来强调自身的与众不同;黄四宝在经历过大城市的洗礼后而变成一个毫无底线的奸商;而在胡金泉对于艺术的本能热爱中，却并没有闪现出更多对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满，以至于在监狱中的他依然能够说出：“监狱发的布鞋，还可以立脚尖呢。”而以上电影中的种种，还是今天二线城市中艺术生存的现实写照吗?或者只是我们内心的悲剧性想象在改变着地域本身开朗的面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