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最新发布的《2012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中显示去年中国艺术授权品、艺术复制品、艺术衍生品的交易额为180亿元，这一数字是前年的三倍。另外，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3）》称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已突破了4万亿元。而根据国际测算，这两组数字尚有高达其几十倍的发展潜力。数字的对比能够确确实实的说明当下某些焦虑的来源，它既向上地反映出国家对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文化强国企图的焦虑。向下也透露出民间对一种相比传统制造业增加值更高的产业和可供选择的多种文化消费方式的渴望。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对开发艺术衍生品等文化创意类商品充满了信心。

过去近二十年里，中国形成了以拍卖为主体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画廊、艺术区逐渐从一线城市向下生长，艺术开始成了城市里较常见的景观。利用已有的资源开发出更大的消费群体，更多的收益，艺术衍生品成为本土艺术从业者的一个选择。在艺术衍生品走进中国普通市民的视线之前，中国的市场早已被从国外而来的各式文化衍生品席卷，产品面貌以来自日本卡通形象、韩国明星占据了主流。其中最常见的形象当然是Hello Kitty。仅仅靠授权，它就能为三丽鸥公司每年带来数亿美元，而经授权使用其形象的公司也可以获得年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三丽鸥的崛起已成为一个经典，它旗下的产品以出色的消费者定位和精良设计最为人津津乐道。Hello Kitty产品类型就囊括了生活用品、服装首饰、交通工具等等，方方面面。其创始人辻信太郎在早年经营橡胶凉鞋的生意中发现，只要在每双凉鞋上添一朵小花这样的设计后就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们卖出去。为普通商品提高附加值，是开发衍生品的最基本理念。

艺术衍生品通过授权来实现其附加值。艺术授权在国外已走过三十多年，是包含品牌授权、卡通造型图案授权、娱乐授权、时尚授权、互动授权、运动授权的共七大授权类别之一。国际通行的艺术授权形式主要有产品授权、数字授权和原作复制授权这三种形式。根据我国《着作权法》中的着作财产权，授权者可以通过授权自己代理的版权获得版税，提供着作权的艺术家也可以按比例得到回馈。艺术衍生品的利润比普通商品高出10%-30%。

尽管中国现在经济放缓增长，艺术市场处在调整阶段，但艺术资源、消费群体的庞大基数证明国内在艺术衍生品的发展上确实大有可为，政府“十二五”倡导继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又让人有了更多的憧憬。开发艺术衍生品涉及到鉴定、授权、设计、销售多个环节。目前国内在从事艺术衍生品的专业人才上还有很大的缺口，相关法律存在缺陷，山寨横行，也就是说国内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影响其发展的第一个问题。而我国对“艺术品”的法律定义还不明确。曾有文化部文化市场相关负责人说：“艺术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广义和狭义包括的范围不同，涉及的管理重点和方式方法也有差异，比如对于原创艺术品与艺术衍生品，就不能用一种管理方式。因此，科学界定艺术品概念是立法的难点之一。”从定义到认证，政府的多个部门共同管理致使既难立法，又难下放执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艺术品生产仍属于第七大类“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在我国工艺美术品生产行业由国家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管理。但是其方针、政策、计划由文化部来制定监督。文化部还同时归口管理文化市场，但其中作为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主体——拍卖，归商业部管辖。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增设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中也没有艺术衍生品、艺术授权品、艺术复制品这类字眼。

而在艺术品鉴定上，未来文化部将在浙江、江苏、湖南、陕西、广东和北京六省(市)设立权威鉴定机构。但目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我国唯一的具有公证权威的鉴定机构，它不对外开放，且仅涉及到古代文物部分。版权保护在我国的文化产业振兴策略中是较被忽视的一部分。在法律方面，中国《着作权法》在1990年通过，在2001年和2010年完成了它的第一，二次修订，去年其第三次修正工作展开。中国《着作权法》的门槛高、权限不清、版权时效短等等漏洞造成的效率低、维权不力、制约原创发展已被诟病多时。相比之下在欧美国家，天赋人权精神是其社会契约，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早已达成一种共识，且法律上有着前后修改数十次着作法的历史沉淀。荷兰银行成功开发出梵高衍生品不可能离开这样的环境。
乱象说明国内目前距离一个成熟的版权交易体系出现还非常遥远，在首轮版权认证环节的失效下，知识产权保护这层底线尚属奢想，共享资源，收获成果更显得有些妄想，中国内地的网站或实体市场从“恶名市场”名单上消失的日子还看不到头。

内地以北京，长三角、珠三角为领头羊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有着人才集中、基础设施配备程度高、政策利好的多重优势。而上海比北京的国际化程度更高，在金融、服务方面有着更成熟的环境。在艺术授权上，2005年由上海知识产权园成立了上海知识产权园艺术品登记中心。今年上海艺术版权开发中心已正式投入经营，作为一个中介组织，它可以为顾客提供从版权保护到开发，再到销售的全部服务：版权登记、法律维护、创意设计、技术研发、展示推广、市场联络。但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目前国有经济仍然超过非公有制经济。上海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49%左右。在北京，2010年私营企业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总数的38.1%，资产占总资产的10.6%，收入占总数的15.2%。本来属于发展文化产业主体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地位角色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由于文化产业产品没有标准化的公开评估体系，没有担保，开发艺术衍生品的这类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公司仍旧很难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并难以保持质量，步履维艰。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2013年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要力争2013年对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新增信贷规模和户数指标均超越2012年”：原则上2013年各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和北京银行应新增1家以上科技金融或文化金融特色支行(专营机构) ，其他银行应新增1家以上科技金融或文化金融特色支行(专营机构) 。目前，民生银行已与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了文创产业“互助合作基金”。预计将投入10亿资金到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北京银行“创意贷”审批通过的贷款金额达550余亿元；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文创贷”是版权质押贷、以着名的文化创意企业家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企业家信用贷；农业银行审批权限由总行下放到支行，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000万元。通过版权来实现融资交易，银行在这里承担着一个多元平台的服务角色。

融资难之外，国内开发艺术衍生品等文创类的中小企业还有研发投入不足、政策不明朗、市场欠开放的困境。在德国，经济增量的51.3%由占其企业总数99.7％的中小企业创造，中小企业还承担着创新，研发顶尖技术的任务，是他们成就了“德国品牌”。这其中政府的立法支持、成熟的金融市场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和“德国品牌”一样出名的还有英国的“创意城市”。上个世纪90年代，布莱尔任首相后立即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通过英国引以为豪的高度革命性、创造性和创意性来证明英国的实力”，并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定义来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助力创意产业。英国政府以扶持保护中小企业为主体，并对其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服务，教育培训，减税等等一系列相关利好政策，形成了一个强健的发展系统。目前英国的创意产业产值占英国GDP的8%左右，为英国贡献了推动出口、创造就业、拉动消费等等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十五”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之后的十几年，中国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上依然是个初学者。以目前的情形看，即使到2020年，文化产业总值占GDP增长到5%，成为支柱产业，多少都会显得华而不实。国内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源分配不公，又存在着投机、欺诈的风险。其中政府大有可为，最急需的就是引导促成一个真正公平，开放的环境。

仅从去年冷冷清清落幕的国首届艺术衍生品博览会就能看出，现在数十亿的成交额并不能掩饰掉我国市场环境的种种问题。如今艺术市场进入调整期，短视的发展策略已逐步被淘汰。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开发艺术衍生品能作为检验现阶段国内是否培养出成熟的消费环境、发展环境的一个点。艺术衍生品江湖大战势在必行，但现在才刚刚开始，没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