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任伯年的画是新近的事，我盯上任伯年却由缶翁吴昌硕开始。吴昌硕习画，曾投石问路于任伯年门下，任让吴先写幅字看看，吴写后，任大惊，遂赞叹不已，示意吴昌硕作画“不妨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见《吴昌硕年表》）如此，任预言吴的画迟早要称霸海上画坛的。果不其然，吴后来成了沪上画坛巨擘。有如此眼光的，定然不是凡人。于是，我三天两头去书店书摊搜寻，终于淘得一套两卷本的《任伯年画集》。翻开一看，立刻将我震住了，原来许多中国人物画家居然是吃任伯年的“奶”长大，而且任的水墨精华至今仍滋养着当代许许多多的画家。

说到底，任伯年得感谢自己有个做民间画师的父亲，不然他恐怕也不会选择做职业画家的路途。任的父亲任鹤声是浙江萧山县城一个米店老板，喜欢作画，时常为乡邻画肖像画，小任颐陪伴左右，耳濡目染，近墨者黑，自是从小就从骨子里滋生一种对绘画艺术的亲情，似乎有了血缘联系。任伯年也天生一个画家坯子。一次，任鹤年外出，家有陌生访客，任伯年默记其神采，客人走后作画以记。父亲归家，见图即知访客何人，足见任伯年敏锐的观察力和速写功力。那年任伯年十岁。任伯年小时便以作画当饭吃。家乡萧山乡下的田园风光，物事人虫，均一一入画。即使没有笔，他也以手指画，颇有“杖藤为笔沙为纸”的意趣。这有任伯年13岁时的题画诗为证：“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划痕。” 一百多年前，照相机技术不发达，更不普及，不像当下的画家多摒弃写生，出门采风带一傻瓜照相机即可。人物风景，大千世界尽收相机，回来比着照片尽取所需就是了。当然，更有利用数码录像兼激光彩打的高科技手段作绘画参照的。因而，别说毛笔写生，既是炭墨笔或钢笔写生之课业也免了。这样一来，有许多学中国画的，居然不习书法。孰不知，中国画是最讲究笔墨，又历来以线条见功夫。试想，画中国画的比着照片勾线造型、皴擦点染，那宣纸上将是怎样一番什么风景。我想，这怕也是当代中国画无大家产生的一大原因。任伯年的写生或素描稿本，我没见过，只知他专门学过铅笔素描，拥得扎实的写生造型能力。他虽英年早逝，一生只活到56岁，但他却留下数以千计的艺术作品，单单人物画就有近五百幅之多。在他的人物画当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他的肖像画，这在中国画坛是无人可匹的。也就是说，学中国人物画，想迈过或者绕开任伯年这座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衡在题任伯年《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中说：“曩闻镇海方樵舲君言：伯年之初鬻画也，尝主其家。樵舲之尊人本好客，优礼之，伯年亦不言谢。半年后将辞去，谓为主人画像，伸纸泼墨，寥寥数笔，成背面形，见者皆谓神似。伯年曰：五襆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举止行动，令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仅此，可见任伯年已得画人物画真髓：神也！任伯年三十岁上，已画名远播，他在肖像画的画法上，更是拓展了传统中国画表现技法的空间。任伯年在承继明清以墨骨为主的肖像画技法的基础上，以陈洪绶的画法为根底，对前人传统兼取并蓄，舍弃渲染，以线条为主宰，略施淡墨，或以渴笔皴擦，形成“勾勒取神，不假渲染”的白描传神技法，继而又从民间画法入手，进而临摹金农、罗聘的人物肖像，最后以墨线的轻重、疾徐、浓淡来勾摹取神。在这一点上，任伯年用线准确，生动而流美，及至化境，无人可与之相媲美。他的这种白描勾勒取神法，至今仍被许多当代画家奉为法宝，范曾、戴敦邦诸大家更是将此“勾勒取神、不假渲染”的白描发挥到极致，而翘楚于当代画坛。任伯年人物画创作的颠峰时期应该在他四十岁之后，他晚年的作品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其画绝少色墨，省却细节，线条圆劲，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只凸显人物的性格特质，真真是神形俱。徐悲鸿曾称他这种艺术风格为“奔逸之风”。任伯年是职业画家，自然走的是以画养生的路，他的人物画也是顺应市场之需的。顾客喜欢什么，他就画什么，客户要什么，他画什么。因而，他的画题材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且具很强的平民意识。他开创的清新流畅，雅俗共赏的风格，作为中国画商品化的最佳形式，提供了传统绘画向现代转化的成功的契机。这也是他的画广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画虽迎合大众，却丝毫不俗媚，仍具自己独特的创制格局。他很清醒，并没有在市场中迷失或淹没自己。这一点，他实在比他的画友吴昌硕高明得多。任的花鸟画在他的创作中也占相当比重，那些画多是他到上海卖画养家以后的创作，全然上海画坛风气和市场需要使然。以我己见，任的花鸟画与他的人物画不可同日而语，与他画友吴昌硕的花鸟也难成轩轾。吴昌硕以书法金石入画，而这些恰是任伯年的弱项，尽管任伯年也写的一手好书法。吴昌硕三十岁上开始习画，四十岁遇到任伯年，由任牵手步入画坛，任对吴有知遇之恩。任病故，吴昌硕在苏州风闻噩耗，急奔上海，挥笔为任伯年写下挽联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