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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把扩大镜对准自己的大拇指

2013年08月09日 10:07:26  来源:中国书画收藏频道

诗歌写作的弊端在于,它从自身的生产背景和消费背景中脱离开来,仅仅是商业社会中一个可以忽视的客体。一首百年前的清末诗歌,也许还有马褂的味道,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时下一首诗歌,似乎不是历史。

诗歌写作的弊端在于,它从自身的生产背景和消费背景中脱离开来,仅仅是商业社会中一个可以忽视的客体。一首百年前的清末诗歌,也许还有马褂的味道,因为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时下一首诗歌,似乎不是历史。人们更愿意消费作为诗人形象的落宕与虚狂,而把诗歌文本忽略掉了。苏珊.桑塔格有一句话:是由造诣的真正丧失促成的。
  
这有其历史根源,一部浩繁的中国历史书中,诗人的形象从来就是曲解,从屈子的悲愤到陶渊明的南山,从李太白的不食人间烟火到杜甫的茅屋,他们缺少作为寻常人的起码认识。二千年前,米开朗基罗即使在从事教皇的遵命工作,也能凭藉其天才的努力让巨大的西斯廷天顶放出异彩,但天才首先是作为一个工匠,在长达三年的劳作之中最终把卓越挽留了下来;而时下的诗歌写作是退守到小小书桌上的一次乌托邦素描,不是一次远征,不是一次通体燃烧的见证。同样,作为批评家也是难以走出情趣狭小的涉猎范围,难以放下图解话语系统的癖好和几个可能是关注点的小心猜测。
  
诗人的张狂在于:我写诗不是用于敲诈、掠夺,与追求利润无关。诗歌作为免费品被人轻视,首先在于它的粗制滥造,其次在于缺少一个相对的评审机制。在利己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诗歌成为圈内人的抱拳与拐杖。抱拳是批评家友谊的边界,拐杖是诗人出征的桅杆。
  
这是我看批评家联席阅读的整体印象。这些批评家右手执扩大镜,左手拿诗稿,其结果是他们看到的是像狼牙棒一样的大拇指,以为这是灯塔。他们也是无辜的,为啥,毕竟新汉语诗歌的年产量足以盖过唐宋两朝诗词的总量。所以我在内心非常同情诗评家:在二十一世纪做一个诗评家真是一种灾难。他们的精力不足以清除当天的垃圾邮件,又怎能一手拿显微镜,一手拿望远镜,他们不是神。
  
批评家在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诗的两个字:一个好字,一个差字。我读后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批评家挑毛病的水平远远高于寻找颂词的水平。

以总第三、四期为例。耿占春老师评于坚的《塑料袋》:隐喻没有深入,转喻没有形成,隐含的意味没有回应,这首诗很一般。徐敬亚老师评雷平阳的《小学校》:一首絮叨叨的口语诗。给人的感觉是在显微镜下工作。
  
同样是这两个人,又带来另一种意外。面对雷平阳的《小学校》,耿占春老师放下显微镜,转身拿取了扩大镜——社会心理康复的语言验方,把雷平阳奉为伟大的江湖郎中,真不能怪诗人。徐敬亚老师拿取于坚的《塑料袋》,看出塑料袋同非同寻常:日常琐碎生活的史诗,让我觉得徐老师与于坚似乎有八拜之交的嫌疑。
  
批评家为什么会把扩大镜对准自己的大拇指?我说三点题外话。
  
一是原创与泛读。原创有三层意思:不是一种重复劳动,不是在一磅牛奶里注入十磅水,不是一种出于某种企图的代言,分别对应于创造、真诚、私密性。这是谈论新汉语诗歌的一个基本概念,尽管备受争议,但有一个公认的事实:没有一个伟大诗人不具有原创性,泛读正是从诗人的原创开始。所谓泛读,是指在一个背景,一个坐标下找出作品的某种可以共同分享的悟性。泛不是自我膨胀,而是一种自明。

从十大批评家解读于坚的《塑料袋》与雷平阳的《小学校》中,可以看出他们泛读诗歌作品的方式,不外乎三种方式:曲解、直解和误解。误解令人生疑,曲解令人生厌,沈奇、李震、耿占春、徐敬亚、谢友顺等人的直解我认为应加以提倡。
  
原创性愈少,泛读愈为艰难,这是批评家手执扩大镜的无奈。
  
二是门派与文本。门派源于某些掌握了话语权人士的加冕,或是打上一些有共同艺术主张的人创新大旗,也有时下一些人胡诌出的一此用于起哄的番号,只有在第二种类别才会形成有意义的文本。找到这种文本,我觉得是联席阅读的真正开始。
  
于坚的叙事文本,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批评家的扩大镜看到的不是文本:王光明教授的《留意90年代以来诗歌理念和想像方式的变化》,沈奇的《留意80后诗思的深刻与纯净》和《戏中之‘戏’——传统题材的现代重构》,唐晓渡的《忠实地履行诗歌语言的命名职守》等等,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文本的缺失,让批评家放下望远镜,拿取显微镜,这是直接导致他们挑毛病出色的原因。

三是替代品与样品。在主流趣味、小资情调和农民习气中出现了大量可替代诗歌的审美方式,包括政治图解的需要、商业敲诈的得逞、娱乐方式的革新、形成诸如政治家的手势,商家胸怀世界的雄心、乃至于时装模特暧昧的微笑、一条短信的方便、一夜情的回忆,都足以让时下的诗歌写作退到屋子里,再次成为妄想,再次被搁置在诗人的微小酒杯上,再一次成为几个圈内人友谊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抱拳是见面礼也是样品。昌耀和柏桦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样品。但昌耀压根儿不会以《在山谷:乡途》为一部心灵史,诗人柏桦也不会以《活着》为另类

批评家的理论创新远远滞后于诗歌的实践,这样的代价在于诗歌的地盘被大量虚假广告占领。键盘时代,人们照样练书法,因为他们把这当作一种修养,只有极少数人有成为书法家的意愿。但写诗不一样,天下诗歌只要能记住一句,便有了修养,只要能写一首诗,便自封为诗人。热爱生活不止于热衷写诗,缺少相应的评价机制,恰恰是诗歌难以让人信任的原因,是让位于替代品的原因。+ d. P* K$ ]6 @8 t# ~6 [
  
因为替代品太多,足以让庞大的诗歌部落相形见拙,因此相互打气的友谊也是一种确保诗歌不被冷落的努力。样品采集的局限与狭隘,让批评家在批评或赞美时,不得不以友谊为第一要务。
  
好在有向卫国老师这样的真人还到此一游,让人顿觉神清气爽,批评家岂是离生活远,他们离诗歌更远。郑敏老师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一文中说:世界诗歌的几百年的路,我们在几十年间就都飞驰了一遍。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中国新诗究竟向哪里走?……诗人在这污染严重的现实中应当是一只高空中的鹰,俯视时代,为我们找出真美,真崇高,它们此刻可能隐藏在丛林中,矿藏中。

(责任编辑:易笑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