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受邀参加去年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据当时媒体报道（2012年9月18日华商报），年会“达成共识：批评家还需自我批评”。不知道该报道是否是年会统一供给媒体的通稿。笔者作为该话题的提议者之一，在此记述其来由及个人角度的理解，以助“共识”推广。
　　
笔者受邀参加去年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据当时媒体报道（2012年9月18日华商报），年会“达成共识：批评家还需自我批评”。不知道该报道是否是年会统一供给媒体的通稿。笔者作为该话题的提议者之一，在此记述其来由及个人角度的理解，以助“共识”推广。

在年会16日上午的第1单元“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及其话语的本土化反思”上，批评家段君作题为《转换性创造——批评话语的本土化》的主题发言，他以自己2004年套用“解构理论”文本、停留在“理论本身纠缠”去解读作品的一段文字为例，从自身动刀，现场做了一次“批评首先是一种自我批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由于当天的整体主题是“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提问者也基本就着理论问题发问，没有注意或提及段君这种颇有勇气的“自我批评”精神。当天下午的第3单元“当代思想、艺术批评与知识生产”，杭春晓的《能指的隐藏与流变——从一张“雷锋照片”的阅读谈“知识生产”》主题发言，不失为“自我投入”的精彩，但算是本届年会“最理论”演讲，以致单元主持孙振华坦言杭春晓该文“看了头疼”，更有现场听众大呼“不懂”。我读过杭春晓的文章，他“逻辑能力”很强，加上本次演讲他已算“自圆其说”，而且“为理论而理论”几乎也难有讨论余地，所以现场也难现提问和讨论的火花。联系到上午段君的演讲主题和“自我批评”，我决定通过提问把杭春晓拉回“现实”和“自省”，我的提问是：“你的演讲存在的问题刚好与段君提出的问题形成有趣对比。对应我素描基础教学中学生‘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现象和脑科学研究中大脑存在‘视觉盲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理解你的‘逻辑哲学’式理论，你提到的观看和阅读的隐藏、流变、真伪问题，也就是你的理论逻辑的各个结构、层次（字母）点可能都有现实内涵对应点，你的研究是否考虑过现实对应问题——比如如何让它对我画素描的学生起到帮助？”遗憾的是，杭春晓和主持人孙振华并没有领会我的意图，以为我是在否定“纯理论研究的作用”，仅泛泛地回应了“理论研究无需指导现实实践（艺术家创作）”就跳了过去

“批评话语本土化”、“话语共同体真伪”问题正是本届年会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二天下午分组会议中仍是争论的热点，之前发布“芜湖宣言”掀起过相似话题的杨小彦、殷双喜、吴鸿等批评家都现场作了回应和发言。我认可殷双喜“理论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结果、价值上来”和吴鸿“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的主张，认为“即使真有纯粹的共同体，也应该是流动的共同体、交流的共同体”，对应于实践性强的艺术创作活动，理论应尽量避免“在真空里说理”，若回到“话语”、“语言”这中心词，在流动、交流中其所承载的内容无非涉及“真实”和“将错就错”两个都有价值的方向，但从“交流工具”这个本质看，批评家永远需要“自我批评”精神，即自觉地向现实“求真”和向民众“生效”。否则，这个年会怎么有效进行和最大化实现其意义？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在会上举例：他联系华商报发表年会批评家文章，却收到编辑和读者“读不懂”的反馈。这一定程度说明“本土化”、“现实化”的重要。年会学术主持彭德认为“批评家如果对美术界的现实问题总是集体失声，把批评等同于研究，就取消了批评”，原先也设想年会“讨论当代艺术批评面对的现实问题”，讨论与当代社会、新载体、大众媒体关系议题。就“共同体”话题，我之先前曾以批评家年会为对象写过文章《艺术界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认为批评家年会算是以组织的形式明确固定起来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按共同体生存的特点：成员之间没有“批评”，就没有竞争，就必缺乏活力；但若批评越线变成“战争”，同样有消散危险，故成员又需要克制、理性的“自我批评”。“岛争”中的东亚共同体现状就是一个例证。共同体成员之间一定是相对比着存在、相比较着优化自我的。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很多批评家可能并不像段君那样觉得存在问题，所以更无于此进行“自我批评”可能。在段君演讲的提问环节，我就已指出：“你点到的诸如措词、概念、文体等等因素还是比较表面，文字、语言的运用离不开写作者主体，你是否忽略了批评家思想贫乏、意识自觉这些内在问题？”第二天分组讨论我站在听众角度向批评家发问：“他们来捧场难道是多余的吗？”维持批评文章艺术家和读者不看、群众不关心的现状，批评家们其实损失更大，他们应该拿出什么“共识”、什么行动来回应和改变，而如何不只是依赖复述、引用外来话语说事，如何有自省、自觉意识地与“本土”、“现实”“地域”联结去生产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是值得批评家通过“自我批评”且思且行的。

我在16日会议中形成的这个思路，继续延续到17日的11人、每人10分钟的发言中，又碰撞出新的火花。17日的议题有两个：1、当代艺术理想与当代艺术操作；2、当代艺术批评的转型。在在朱其、闻松发言——特别是闻松涉及他之前关于“川军炒作”话题的发言——之后，主持人彭德专门问在场川籍批评家陈默对闻松有没有什么回应。陈默说了一句颇有启发的话：王林在画刊上曾写过一篇《谁来批评许江？》，比较起“川军炒作”来，“许江炒作”更应该关注。鲁虹接着提问闻松：你说那些艺术品是“垃圾”，依据是什么？杨卫提出：是否“炒作”，一定要有证据。这个环节，可谓对闻松形成“围而问责”和他“疲于解释”之状。对此，我现场作了如下发言：“我觉得任何争论应该抓住真问题，不能纠缠那些不紧要小节。我先回应鲁虹先生的提问，是不是‘垃圾’作为一种观点判断，每一个批评家都是有这个权利的，这就如反过来问为什么说是‘黄金’一样。我倒觉得陈默先生提出了值得讨论的另一问题，即艺术界中可能存在的借助公权力、公款‘炒作’的现象。陈默刚刚举例‘许江炒作’，我本人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还公开批评过“杨晓阳现象”、“罗中立现象”。说到批评转型，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向关注现实转型，另一个就是向‘自我批评’转型——在座各位都是专业批评家，大家问一问自己的内心真实，如何回答陈默提出的问题？大家是否有所作为？”遗憾的是，还未等到有现场批评家回答我的“公问”，段君就接过了我的“自我批评”话题，以闻松在微博中的谩骂、情绪化用语为例，继续提问闻松是否该对此做“自我批评”，由于闻松涉及的“互骂对象”或关系人有的就在现场，讨论陷入须控“状态”，远远离开了“真问题”，主持人彭德不得不果断打断，下了“学术争论难以避免情绪化语言，但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断语了结本节讨论。

的确，我认为争论是有“真问题”和“次问题”之分的。像上面涉及到的“自我批评”，对于批评家和批评界就需明确“往何处去”的方向。比如关于“川军炒作”，不可否认是一个值得深究和质疑、批评的现象，闻松的批评选择和勇气是值得肯定的，我倒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闻松在对此提出批评？为什么闻松的批评反而遭到众多批评家的“反批评”？连着陈默提出的问题，批评家应该批评什么？这其中需要自省的问题是什么？……在这样的追问之下，我认为段君、杨卫、鲁虹等的提问就不难回答。比如段君和鲁虹的提问，胡适先生的“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的态度和方法可以适用，即当争论的哪一方超越底线时，一方面在广阔的围观舆论环境之下，他实际上已经受到无形的舆论惩罚，这就如公交车上有壮男不给孕妇让座，众目睽睽之下他已在承受惩罚，旁人不必破口大骂或上去揍他一顿，同理，批评者说“都是垃圾”，而事实不是或不全是，草率下断的批评者风险更大；故另一方面，超出底线的那部分可以考虑划归争论双方“私人解决”，约架还是道歉，报警还是上法庭，相信双方“总是有办法的”，闻松的争论中最后有一方道歉就是明证，闻松本人应该也在过程中经受着风险和压力，是自我提高还是自我毁灭全在于他自己的“内心能量”。再如杨卫提出的问题，是否“炒作”作为批评判断，有多种观察、论证方法，例如有“证具（体）”法，还可以有“证虚”法，原因在于，其一，并非所有批评者都是、都须是证据学、数据统计学专家，他们是可以依据现象观察和常识感受作出一种整体（虚）判断的，就像“中日开战谁赢”的民意调查，受访者不非必是军事学家方可判断，就算是军事专家，“美国因素”他又必定看清断准吗？其二，并非所有批评家都是内部人，而很多炒作在法律、道德上一般都没有告知义务，对此需要“证虚”推论。当然，批评家若有途径、能力、责任心作出“证具”论证，将大大有助于抵消“言责”风险。我认为分组讨论中赵子龙的关于“市场”的发言，对思考“炒作”很有启发：对于市场里的资本，我们需要细分到底是民资还是国资、官资，需要细分这些资本到底有没有垄断、是什么样的垄断。

其实，我紧接陈默的话题提出“自我批评”转型说法，只是讨论会时间控制之下的节选，这个说法是接着“当代艺术理想与当代艺术操作”话题时就已想提出的，我当时写下的发言是这样的：说到理想与操作，首先应该回到“理想”这个关键词，把“理想”辨认清楚，界定“理想”的性质，然后想想“如何把良好的、本真的‘理想’呈现出来”，这又才涉及到“操作”层面，比如什么样的操作因素以及什么样的操作方法，这个层面会涉及资金、权力和民间、行政等复杂因素，涉及操作过程中到底是拒绝、中立还是迎合等多种态度，引用刚才杨小彦先生讲的“传播框架理论”来描述，可以说“好的理想能否保真、显真，决定于操作框架的各若干因素”，如果大家都觉得现在艺术界有像各处艺术区存在的跟风、模仿、急功近利等“理想打肿”现象，大家可能就需要好好考虑“操作”的纯洁性，这于在坐的各位批评家都是有责任的，大家需要问一问自己是否有仅仅为出场费、人情关系、权力关系进行批评活动的情况？我认为批评一要向现实、真实转型，二要向“自我批评”转型。通过这两个方向的“强迫”，在批评家这一端避免超越框架而从“操作”滑向“炒作”。
　　
关于向现实、真实转型的说法，16日批评家殷双喜所做《从社会评论到文化评论——对中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的一点看法》的演讲中，我就想向他提问了，但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年会，不了解各环节规则，在举手问过主持人后，觉得时间控制为一个简单提问，说不清我的问题，只好放弃发言机会。殷双喜演讲的核心“我的一个观点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可以探索从‘社会评论’向‘文化评论’转型，从‘关注社会’转向‘关注文化’”，从我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观察，觉得这样的观点有架设在文化获取了自治和自由的理想社会假想基础之上的嫌疑，我恰好反过来认为，现在有的文化评论理解上太狭隘，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应该再提议文化评论——如果不是、不能整体上——部分地向社会评论转型。当然，现在理解社会评论，同样不能狭隘地等同于过去那种简单与阶级斗争、政权服务接轨的内涵，借用当天吴鸿主持的西安当代艺术展名称里的“抗体”俩字，就是我们要继续从文化的立足点上做“抗体”式的社会评论，而不是做“赞体”、“合体”式的社会评论。上面讨论的闻松提出的“川军炒作”问题和陈默提出的“公权炒作”问题，就是一种社会评论倾斜。这些年有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说，也从侧面说明社会评论仍然是需要的和有效的。

向现实转型和“自我批评”转型看似两个说法，却有内在联系，因为都会涉及面对现实和“真我”时批评家的勇气、自信心和态度。就像主持会议的一位批评家跟我私下提及的：这个圈子不大，大家多都认识，顾及人情关系，总会问为什么要批评他呢？……如果批评家内心这样的面向更普适，则“自我批评”的面向就让人担忧。“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批评家的两大任务，面向外部——甚至市场经济以来几乎已经变为“同心合力一致对外部”——的“批评”算是一枝独秀，但这个“独秀”更像是或更多是忙着赶秀场的“秀”、走商场的“秀”。故而面向内部的“自我批评”相对地几无影踪，无法为近年当代艺术批评的孱弱提供自效的解药。所以，适当的“自我批评”转向，可视为值得提议的一个共识。
　　
后记：上面文字于去年批评家年会结束后几天写就。续后数月，笔者看过几家专业媒体的记录、综述，因应中国特色的“会议文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我认为有必要提供参会者个人角度的文字记述。“会议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是否健康，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会议类型、结构、规模、人员组合、人力财力等，但不可忽视我们的“主观改造”——如何改善我们被历史延续着的不良会议文化改造了的主观。比如，我们会议，总是有一些主观规则，认为某些“重要人物”、“利益攸关人物”、“敏感人物”不能谈论，认为某些“敏感话题”不能讲，若谈论了、讲了，最好只能储存在记忆里、空气中，不能在会议纪要、综述、传播文本里出现；反过来，缩小到参加会议的人，也会认为有些人是重要人物、有些人是次要人物、有些人是充数人物，有些人是上下级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上下辈关系、朋友关系，于是会议被认为应按这样的层级记录、传播，好像整个会议文化里天生就填充着“小圈子性质”的阶级、贵贱、对错、正邪、爱恨、情仇等情绪，某些人、某些话、某些意识被主观赋予优越感。于是，建国以来，别说历史研究，即使仅仅是思想研究，凡涉会议的，也要等待“档案解密”、“人物揭秘”，好像会议不曾是“公开”的！

于是，现在才流行起了“看历史”，幸好可以“看历史”——民间的、个人的、“不重要人物”的记忆、记录、口述变得有趣乃至重要起来，我们突然发现，那些填充着真实、真话、性情的思维、话语、思想，也是一种真正的“会议成果”。以此为创意，我建议批评家年会：以后有些会议——如果还“有戏”的话，精兵简政，让参会者后续就着设定了的会议主题、生发出的会议话题给出个人记述、表述，把相互间真实的也许涉及分歧、支持、反对的讨论和论述展现出来，这样的成果远比会前杂七杂八、毫无关联的论文“结集”更可贵、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