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经过不懈努力的众多陕西画家以民族绘画形式表现西北大自然和社会风貌的艺术作品在北京展出。这次展览引起强烈反响，“长安画派”之名随之为人所熟悉。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诞生、发展都不会是简单和孤立的，总会有着一定的规律。在考察、探讨“长安画派”的成因之前，不妨先让我们对中外文化发展史作一简单回顾，也许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艺巨匠都生活在奴隶制昌盛时期———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翻过漫长又“黑暗”的中古时期，看一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发展。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彼特拉克、薄加丘、拉伯雷、乔叟、莫尔、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一大批作家诞生了。他们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到19世纪，一个新的文学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法国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左拉等作家赫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串耀眼的明珠。而在我国东晋时期，集中出现了书法家王羲之、诗人陶渊明、画家顾恺之、雕刻家戴逵、天文学家何承天等各领域的佼佼者；而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出现了王维、李白、杜甫、吴道子、李龟年、张旭、颜真卿等杰出的文艺代表。从以上现象不难看出，艺术大家的产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由一个优秀、卓越的文化群体推出的。也就是说，艺术大家的产生从纵向讲，要靠几代人来完成；从横向讲，需要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影响的高层次文化群体，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具备学问、修养、功力的同时，卓越的历史贡献、高尚的人格无疑对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代大师起决定性的作用。

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长安自古帝王都”，中国历史上共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封建王朝在这里建都，可以说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这里历代文人名士、艺术大家多不胜数。尤其抗战以来，无数学者名流、文人雅士、书画名家云集于此，使西安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当时在西安的着名书画家有袁白涛、张寒杉、寇遐等人。解放后，画家石鲁、赵望云、李梓盛、何海霞，以及文学界的柳青、杜鹏程、胡采、王汶石等诸多文化精英汇集西安，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创作队伍。在当今书坛享有盛名的刘自椟、卫俊秀、陈少默、邱星等也与赵望云、石鲁、柳青、杜鹏程等人年龄相仿，应该算是同代人。古城西安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加上“圣地延安理想主义精神”的输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纵横交织、深厚浓重的文化氛围，这显然非常有利于新画派的诞生。也可以这样讲，“长安画派”的崛起，是西安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积淀、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兴盛繁荣、当代精英群体文化凝结形成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这个优秀文化群体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

赵望云和石鲁无疑是“长安画派”崛起的重要人物。赵望云率先将创作的视野引向普通劳动者，引向农村极为普通的自然风光。这在当时本身就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是一种绘画的革命。而在抗战以后，西安又是大西北文化的中心，许多艺术家聚集到这里。赵望云在此定居后，便成了西安画家的核心。他组织了“平民画会”，创办了《雍华》杂志，开设了“青门美术社”，并收授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人为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崛起培养了基础力量。所以，着名画家叶浅予说：“赵望云才是‘长安画派’的最初创始人。”石鲁在“长安画派”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中不仅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是画派的主要成员和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旗帜最鲜明、艺术个性最强烈。可以说，没有石鲁，就没有“长安画派”。他的思想主张、艺术见解、创造力和作品本身，都表明他在“长安画派”中的支柱和核心地位。所以，我们毫不怀疑“长安画派”的出现与石鲁的才华、创造力有很大的关系。某个画派的形成，总是先成就出一位或数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们有足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自然而然形成以他们为中心的艺术家群体，并铸成相近的绘画风格。如果没有杰出的领袖人物，画派则不能成立，不能久立，不能形成深刻的影响。一大批艺术家以相近或不同的艺术语汇，在相应的时间、相应的空间（文化环境）、同一的地区关注相同的绘画题材、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在领军人的带领下不懈努力，一个新的画派便由此具备了诞生的条件。

赵望云、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思想主张、艺术见解、创造力与吸引力固然很重要，但作为艺术家，坚定的信念、完善的人格对其能够成为一代大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存资料真实地记录着，赵望云不仅被国民党特务关进过监狱，而且在那场人所共知的运动中，他和石鲁无一不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与身体上的摧残。然而，酷刑也好，摧残与污辱也罢，都没有使他们屈服。他们挺起中国文人那坚硬的脊梁，为真理、为艺术而坚决斗争。而正是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以完善、境界得以升华。这不仅为他们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学树立起效法的典范。

石鲁认为，“重气节、重品德、重情义、重真理”和“轻利欲、轻名财、轻物欲”是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的重要条件。因为，艺术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创造。石鲁心语不也正是赵望云的心语吗？尤其难得的是，他们身处逆境，不怕政治高压、不为名利、不被时风左右，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真正的艺术不惜献出生命。这是何等精神，何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们成为一代卓越艺术家和一个画派领袖人物的重要因素。

“长安画派”有一个非常着名的口号，那就是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对于“传统”，“长安画家”自然有着自己的认识。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纵向发展脉络是以唐、宋为界———唐以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上升期，雄强博大，充满张力与活力；而宋以后，中国文化精神则日渐衰落———所以我们可以说，积淀在长安文化传统中的文化精神就不是一般的地缘性文化传统，而应该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生活”，“长安画家”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客观地将人民群众的活动冷漠地描述下来，或纯粹凭自我主观感受甚至歪曲地反映出来，而是要求画家深入群众生活与斗争之中，与人民同心同德，感情交融，把人民群众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把自己的爱与憎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和表达出人民的生活本质，从而创造出又“新”又“美”的图画，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长安画派”明确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就是给自己的实践规定了方向，明确了行为准则。要表现新的生活感受，就必须创造自己的“法”，这是“长安画派”的追求目标。可以说，“长安画派”中大多数画家不仅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又具有丰厚而鲜活的生活积累。他们在参考、借鉴前人绘画技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寻找足以表现西北大自然风情而又有别于前人的绘画语言，探寻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契合。在他们的笔下，表现的不再是西风枯木、垂暮寒鸦、小桥流水、轻舟钓翁那样司空见惯的旧文人画题材，而是那带着泥土芳香和浓郁生活气息的黄土高原，以及关中农村最普遍、最典型的风土人情。他们以新时代的文人使命感，对黄土高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与旧文人那种孤高自贵的情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的情感带来了新意识的飞跃，从而促使新的绘画语汇的诞生；新的绘画语汇再次与新的情感融合，从而形成新的绘画形式，进而形成新的绘画流派。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较少为前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陷入前人窠臼。他们大大拓宽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题材，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在观念达到共识的基础上，画家们又表现出极强的个人面貌和非常鲜活的“细节”。总之，深厚的文化积淀、观念意识的更新、题材的拓宽以及新的绘画语汇的产生，成就了“长安画派”的诞生。

通过以上对“长安画派”崛起原因的回顾、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成熟画派的形成，应具备突出的群体意识与良好的文化氛围、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与优秀的领军人物（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与丰富的生活积累、坚定的信念与完善的人格魅力）。参考“长安画派”的成功经验，在当代若想打造一个成熟的画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各门类艺术都应尽快确立自己研究的课题，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理论课题和理论队伍，促使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向高层次发展；二、提倡作为艺术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思辨能力和学者的学识深度，不应该抱着能画几笔画、写一手好字就是艺术家的浅薄之见；三、绘画题材要时代化、多样化，不仅要表现农村、山区改革开放的新风貌，还应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的新事物、新变化，从而促使新绘画语言的产生。

诚然，艺术家的创造是一种独立的个体劳动，谁也代替不了谁。但是，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众多艺术家之间、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画派画风的形成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明显。只有整体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产生不同门类的艺术大家，才能推动某一艺术门类的崛起；反过来又能带动各门类艺术的全面提高，产生更高层次的艺术大师，从而使艺术事业进入良性循环。这样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新的艺术大师和新画派的崛起便是水到渠成和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