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终结了自隋代以来持续了约一千三百年的古代取士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新思想，新教育。其后，新一代的读书人逐渐取代了旧式考取功名的士人而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过去读书人使用的毛笔，也从那时开始渐渐被从欧洲涌入的钢笔、铅笔所替代。从实用层面来看，钢笔、铅笔的使用当然使日常生活更为方便。例如使用铅笔时，还可以用“橡皮擦”修改，而钢笔则可以在吸进墨汁后直接夹于口袋，随时备用，不必像使用毛笔那样还需携带砚台以及磨墨等多重手续。直到现在，当计算机大量普及以后，又有以键盘的敲击代替手写文字的趋势。可见，从毛笔到钢笔、铅笔，再到电脑打字，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人们也发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享受电脑打字带给人的方便时，同时也对汉字的书写感到陌生。正如当人们习惯于使用钢笔、铅笔时，同时也对中国书法的审美感到茫然一样。由此可见，实用与艺术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问题，实用求便捷，艺术有境界，任何以此求彼的看法，都将产生争论。

但是，在过去使用毛笔的过程中，中国人却将毛笔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孔子在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务实的同时，（《论语·卫灵公》）也指出了“君子不器”的超越。（《论语·为政》）毛笔在士人的手中犹如庖丁解牛，常使人释然忘怀。我们看书于竹帛上的帛书，或者写于宣纸上的书法，无不因其绮丽或典雅而踌躇满志。这说明中国人的智慧在使用毛笔的那个时候是走了调和超越的路子。前面所说的因书写工具的转变而引起的实用与艺术的对立，在以前使用毛笔的人哪里根本不成问题。如果有的话，顶多是劳心与劳力的不同分工。

相传，毛笔为秦将蒙恬所造。有的人以为“造”就是“发明”的意思，但随着地里不断有文物出土，这一看法也就不能成立了。例如从出土的甲骨中，人们发现有先书丹而未经契刻的文字。其外，大量出土的竹帛书也说明了早在蒙恬之前就有毛笔的使用了。《墨子·明鬼》说“书之竹帛”。在甲骨文中，既有“册”字，也有“帛”字。查《甲骨金文字典》，解“册”字时云“卜辞中有‘爯册’、‘作册’等语，故殷代除甲骨文外，亦应有简册以纪事。《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亦是简策，惟年代久远，竹木保存不易，殷代简策尚无出土可作证者。”（方述鑫等编《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出版发行，1993年11月，第168页。）至于“帛”字，虽只引用《说文》解之，但在殷墟妇好墓的考古发现中，就有五十多件铜器上留有织物的痕迹，其中多数是丝织品，只有少数是麻织品。（转述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213页。）另外，《论语·卫灵公》有“子张书诸绅”之语。子张虽因一时之便而将夫子之言记录于腰间的绅带上，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早在孔子的时代（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就有将文字书写于缣帛之上的事实。这就是说，竹帛与甲骨文并用于当世，可见毛笔早在商代就已被使用。因此，学者更倾向于把蒙恬造笔的“造”字解为“制作”。《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为秦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立下战功，拜为内史。后来又北伐匈奴、筑长城、修驰道，但并未说及他造笔一事。但身在“内史”这样的位置上，常要下达文件，却是不能不用到毛笔。因此，说蒙恬对原来的毛笔进行改良却大有可能。事实上，在出土的文物中，已发现了战国笔、秦笔、汉笔等早期毛笔，它们在形制上和现代的毛笔并无大的区别。（详见钱存训着《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3月，第122页。）

毛笔的优劣，会影响到书写的效果，但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汉·蔡邕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中山兔毫，长而锐，是上乘的制作笔毫的原料，但用于制作笔毫的原料却种类繁多，从兔、羊、猪、鼠、马、鹿、狼、虎等兽毛作笔毫，再到用胎发、人须作笔毫，都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但由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上记载了王羲之用鼠须笔写《兰亭序》的事，所以鼠须笔给人的印象就比较特别。其实，鼠须笔是用松鼠尾毛制作而成，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也反映了“附骥尾”或“附青云”而传名声于世的事实。后来，以制笔闻名的地方有安徽宣州，浙江湖州以及山东莱州，最终，“湖笔”脱颖而出，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

对于毛笔笔尖的制作，讲求“尖、齐、圆、健”。做工的精良固然重要，但这仅仅是器物层面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古人在毛笔的日常书写中将之与文化传统的精神融合了起来。清·刘熙载在《书概》中写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在这一点上，从西方传进来的钢笔、铅笔是难以代替的。电脑虽能扫描制图，但也不能代替用毛笔书写的徒手线的丰富变化。甚至于有的制图人员不懂得欣赏徒手线的书卷气，在制图时将水墨的晕化效果处理得一干二净，同时，水墨的层次也因分辨率的原因而漆黑一团，美感的意味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这样被消解了。至于钢笔与铅笔的书写，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用柔软的毛笔写成的千变万化的书法。可见，不能忽视工具的性能。

反观时下用钢笔、铅笔写字的学生，既得益于硬笔工具的便捷，也养成了潦草的书写。这样，他们将很难体会到汉字本身的魅力，更谈不上通过汉字的书写对文化传统的精神产生敬意。比起清代科举考试的“馆阁体”书风，潦草的硬笔字可谓“不及”， “黑、大、光、圆”的馆阁体则为“超过”。在我看来，馆阁体可谓书法传统的末流，而硬笔字则全然是现代性的结果。对此我们无须为硬笔字焦虑不安，也不必为毛笔字悲怆怀旧。书写工具与书写风格的演变，有其社会需要。但现代性由于过分地彰显资本的重要性，进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因而缺乏一种柔性诗意的生活环境。于是，在财富的竞争中演绎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自杀、精神压抑等。社会人群的普遍焦虑、浮躁也进一步在硬笔的实用书写中暴露出来。

若就这一视角而言，毛笔书法的艺术性对于当下急功近利的心理，紧张便捷的生活节奏将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试观王羲之《兰亭叙》帖，其清畅、俊逸的书风顿使人作冲破樊篱，回归自然的感想。在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中，我们可以读到历代书者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论。例如黄山谷云“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刘熙载云“力屈万夫，韵高千古。”在诸多的评论中，均体现为“人与文化”的主题。无疑，这对于一手握着硬笔，一味地走向现代化的进步之士而言会是一件新鲜的事。但从毛笔这一书写工具与传统文化的链接来看，古人的智慧可以说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学会用毛笔书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一般人只看到谄媚与骄纵的过失，而看不到自在与规矩的意义。

其实，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书法热”。在近30年的发展变化中，已经出版的历代的各种书体，都成了学习取法的对象。于是，不同时期的各种字体在同一时期一并被运用于书写，并被放在了展厅里面一起展览，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此，我们不禁会想起历史上百家争鸣时的稷下学宫，那是汇聚了众多中国古代思想大家谈学论道的学术中心。但是，现代书法展览仅仅是通过征稿，再经过评委们的遴选而获得了展览资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有为了展览而书写的心理因素存在，虽然也有书者的艺术诉求以及评委的某种权威，但与稷下学宫的为学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蔡邕言“书者，散也。”“散”，意味着要放下许多与书法无关的东西。宋·欧阳修言：“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读书与学字，是欧阳修所乐于心而不疲于物的事，可见，惟有“散”，才不至于“挤”。那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结果，必然会使许多无辜者被“挤”落桥下。“散”的胸怀，将使我们看到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简言之，我们不仅要用硬笔书写，还要让手中的毛笔生出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