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文学评论家汤吉夫曾经说过：“文学的骨架是苦难，苦难出文学。苦难是一种悲悯意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当下的文艺作品为何鲜有扛鼎巨作？汤吉夫认为，作家对当下的苦难内涵缺乏深度思考。我很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当代作家并不缺乏才情，而是缺乏应有的“悲悯意识”。“悲悯意识”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审苦意识”。充肆着现代高度物质文明的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金钱、权力、技术、秩序等对人的精神的挤压和异化的时代。人们普遍浮躁、焦虑、恐惧、奔命……更为严重的是信仰危机。人的灵魂漂浮在空中，无有安妥的净地。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文学的另一种语言。当下的中国画坛一如文坛似锦繁华，然而，缺乏大家、缺乏史诗巨制。艺术家多湮没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画家赵建成将目光投向遥远的青藏高原，犹如当年李伯安，毅然决然地告别都市的喧嚣、远离纸醉金迷的诱惑、冲破现代文明的堡垒，去寻觅失落的太阳。

近二十年来，西藏风情几乎成为中国画家的创作热线，画家们纷纷以不同的心态扑向那块神秘的土地，然而，大多数画家不过是匆匆过客。或拍几卷照片，或勾几张速写，呼吸一下清冷的空气便踏上归程。然后，制造出一批西藏组画。那些作品上的藏民们无不绽开阳光般的笑脸，傻呵呵的，如同凝固了的照片。他们往往不厌其细地描绘那饱经赤日风霜的脸庞，不厌其繁地刻画衣饰的质感。可是，作品的意境和精神出奇的贫乏与空洞，令观者索然无味，难怪有人讥之为“墙上的西藏”。

我一向认为，一个成熟的人物画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准文学家。不仅要具备文学家的素养，更重要的应具备文学家的“审苦意识”。因为，人物画的主题是人物，如果缺乏这种“审苦意识”，是不可能深切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么，作品只是徒有形象。而内涵空乏的作品是感染不了自己的，更感染不了读者。徐悲鸿、蒋兆和以及周思聪等不仅是优秀的中国人物画大家，同时，他们与生俱来的审苦意识、悲悯情怀使他们的艺术思想和人格力量都显得伟岸俊拔。作为徐、蒋学派的第三代传人，赵建成理所当然地直承了徐悲鸿“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主张。而乃师王子武“画不出奇画到死，不负此生了此生”的殉道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使他的艺术乃至心灵都烙上了宗教般的印记。他虔诚地对待艺术、严肃地对待创作、冷峻地对待生活。先贤的教诲、儒家的精神无疑使这位现实主义画家具有了非常的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几十年来，他一直以“主题性”的创作为己任，以“主题性”创作驰誉画坛，成为当代中青年人物画的领军人物。

无论中外，人物画自诞生以来，就肩负着“成教化、助人伦、正风俗、明道德”的宗教般的职责。因而，人物画种的特殊优势使它更倾向于社会性。而山水画、花鸟画则倾向于自然性。倾向于社会性的人物画理应发挥画种的特长，承载起社会教化的功能。所以，弘扬“主旋律”，标举“主题性”应当是人物画创作的旨归。赵建成始终坚持这个主旨，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主题性”创作曾是建国以来中国画创作的主流，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革命人物画”。现在回顾那段历史，也许会讥之为“幼稚的政治口号”，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作者创作心态的虔诚与真情，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下沉湎于功利主义浪潮中的画家所欠缺的。虔诚、崇高、信仰等己然风光不再。赵建成对此自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沉沦，更没有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