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载，在浙江美术馆，有个三年级的小姑娘，看完吴冠中的画展后，问讲解员：“老师，吴冠中的画，中心思想是什么？”讲解员在思考良久之后，总算作答：“吴冠中画的是美。”随后，该报即发了篇评论《谁让孩子失去了感受美的能力》。行文以为“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只知有‘中心思想’，不知有‘美’，似乎离开中心思想就无法思考，无法感知外部世界。长期受‘中心思想’的教育，孩子们对美的感知、感受能力渐渐被麻痹、被阉割，想象力、幻想力几乎丧失殆尽。”同时指出“艺术作品，不一定要有‘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的艺术作品也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美’……”全文的“中心思想”是，由于强调了“中心思想”而让孩子失去了感受美的能力；且美与中心思想，是两码事。在此我并不想对该论本身说三道四，只是窃以为，行文论点，不能把“美”与“中心思想”两者孤立，更不可对立起来。我倒以为，这孩子不简单。审美提问，切中要害，非常得体。既尖锐，又深刻。讲解员最终也没答非所问。如果宏观地说得再全面些，吴冠中作画的中心思想，总体而言，那是要通过画面，表达一种人世间的真善美。 笔者曾有拙文表示“一切形式的创作都是思想的、审美的。即使形式主义的、唯美的作品，也都是源于思索、创意的结果。因为归根到底，作者是以一种思想动机来完成自己创作的。显然，在形式上的某某追求，都是一个人思想追求的某种物化。一切技术都是为思想服务的。即便那些“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的人，作品总也是由他的思想所驱使的产物。”当然，此乃个人对某种方面的一种理解，不敢为据。

“思想”是人们面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主观思考与想法。“中心思想”则是主要的、核心的思索内容。作家每每着文、画家每每作画，当然总是有个思考；多少总会有个或深或浅的想法，而这，即为中心思想。任何风格、流派的作家，无一例外。作家写作，我不在行。这里所以说这孩子的提问，既尖锐又深刻，是因某些画家作画，不是毫无想法，而是少有思索。提笔就画，不晓笔墨是非，只知玩弄笔墨；不知笔墨的技术含量，是为精神指向服务的道理。创作虽有笔墨，而少境界，作品虽见色彩，却欠精神。且此并非少数画家所为。这个孩子的提问，对于某些画家而言，却是一针见血的警示。也正是吴冠中先生在有生之年，他老一直不齿的那类画家的弊端。

至于本文在此论及，无非仅想提醒，我们作为评论者，在评述论文时，要对论点多加体味、理解。吃透精神，方可做到有的放矢，达其入木三分之效。也如是，才能对读者的审美与美育，起到正确的导航作用。

再见另报，某论文云：“我们不妨回过头以中国三十年的书画创作为参照。在那个时代，似乎很少有‘书画’这一个词。如果要说书法，那么我们听得最多的，似乎就是大字报、黑板报、宣传标语等。而这些应用性的文字艺术，几乎都是用毛笔写就的，而且是工工整整的仿宋字。仿宋字成为了‘文革’时最受邀宠、最具‘市场’效应的文字字体……”引用于此，并非想对其论点有所争鸣。只是觉得这位作者，大概没有经历过那“文革”的震荡。否则，咋有此说？

就我经历与寡闻，“文革”时从未见用仿宋体写大字报的。当然不敢说一个也没有。但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不会拿仿宋体来写大字报，不要说是“工工整整”的写仿宋字了！至于说黑板报的标题、宣传标语，抑或有用，那也是罕见的。何以说是“最受邀宠”、“最具‘市场’”呢？行文至此，油然使我忆起在合肥的一次学术研讨。有位年青的理论者，以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样政治高压下，南京新金陵画派的画家们能画出如此多的画作，深觉感佩不已。记得这批画家当时在大同深入生活，我正巧遇，看到头戴草帽的钱松喦先生铅笔写生。不说他老朝气蓬勃，却是意气风发地作画，并非是在高压下成就的。这儿，我当然没有责怪研究者的意思。因为那时他们尚小，甚而还未出生，没有斯时的经历与感受。但，评论是件严肃认真的工作。它要实事求是地尊重历史、敬仰历史、学习历史。不能想当然地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特别是有关历史事实，你可有不同看法，却不能篡改。可知，当数十年、百年之后，由于你的文字对历史事实的扭曲，以讹传讹地误导一代又一代，你要担当怎样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