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全国美协发布了“全国美展加紧创作的通告”，提出“表现革命斗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题材”。到5月，中央美院就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其中的油画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等，这些经过精心研究的绘画主题，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表现出了开国之初的社会需要，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新中国第一次组织革命历史画创作。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起步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来表现这些新中国的美术创作题材，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少有参照的范本，因此，这一时期的美术家在接受创作任务的同时，还着力探讨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50年6月，《人民美术》编辑部组织召开了“历史画座谈会”， 邀请了5月参加为苏联摄影队创作中国历史画的徐悲鸿、王式廓、李桦、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蒋兆和、李宗津及美协常委吴作人、古元等画家，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以教育群众；如何尊重历史资料，如何不拘于事实的复述；如何统一现实理想的矛盾”等问题。

这一代画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历史题材的认识和处理的看法，是他们在实践中的思考，又是他们在理论层面上的提升。当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罗工柳的油画《地道战》、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等一批现代美术史上的名作相继问世时，革命历史题材主题创作就成了一段时期以来永恒的经典。而当许多画家都积极投入到图绘革命历史的创作中时，各个画种都在历史画的领域为本画种创造了辉煌，创造了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古元的版画《刘志丹和赤卫军》、王盛烈的国画《八女投江》、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等等。他们不仅续写了革命历史画的篇章，而且在主题创作领域做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

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开国大典》产生的前夜，美术界正在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国画家正在接受艰苦的对于传统的改造。由于油画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所以，董希文以他的油画语言，融合当时正在流行的新年画的构图和色彩，把一个规模宏大的历史题材，以一种明确的民族风格表现出来。画面中那种明朗的色调、细腻的刻画、喜庆的气氛，很容易让人们体会到胜利的感觉。董希文的成功，既有题材选择的因素，也有方法的运用，这也为主题创作的表现问题树立了一个榜样。

可以说，1949年以来油画的发展是以革命历史题材的表现而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成就标志，为此，中国美协于1961年6月2日至7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3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历史画创作进行总结。会议的议题有：革命历史画的群众场面如何描写；革命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受到挫折时的悲壮题材如何处理。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史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与此同时，《美术》也开始发表一些文章，评论或介绍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开展“关于革命历史画问题的探讨”，首先出场的是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和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这一次结合创作的座谈，是“文革”之前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和研究的一次重要活动，它不仅总结了这一时期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同时还研究了创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到1962年的“第三届全国美展”，革命历史画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杰作，其中有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王征骅的《南昌起义》，蔡亮的《延安火炬》等等。此后，由于社会更需要密切配合现实的作品，很多画家都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对现实的关注之中，同时因为民族风格的提出，也给历史画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以说这也是革命历史画逐渐减少的一个原因。

1963年，中央美院举办了《油画研究班毕业创作展览》，钟涵的《延河边上》、柳青的《三千里江山》、闻立鹏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杜键的《在激流中前进》，不仅表现了对油画语言的研究成果，而且在革命历史画题材的处理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批作品在油画发展史上也成了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把握重大题材，以具有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和事件，以富有激情的色彩反映思想和感情，把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主题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