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追捧书法的社会是一种病
当代以来,随着“理性的自负”和“社会正义的幻象”,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多的病症。有的病,体表症状明显,但并无根本性病变。比如网络文化中的伴生性问题,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矛盾,他自身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用不着为一些口水大惊小怪。有的病症往往已经浸透了骨髓,但表面上还被认为是健康和繁荣。这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整个社会的功利性价值取向、谎言文化和谎言教育。但诸如追捧书法之类的文化疾病,因为似乎不关生计,并未能引起应有的警惕,一些人正迷恋在这种精神自我阉割的陶醉之中。如果对此提出批评,有人可能认为是小题大做,或多此一举,或文化偏见。但在整个社会的诸多病症中,对于书法的盲目追捧可谓已病入文化的深处、病入精神的核心,正在阻断国人的文化创造,正在掐灭人们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可以说,这种对于书法的追捧之病已经远远超过了人性中容易暴露的恶,它甚至是一些恶行的文化之源。人性之恶、行为之恶可以用制度设计来进行防范,而一个社会追捧书法则意味着它失去了基本的价值方向和精神坐标,文化的大危险已静静地躺在我们身边。
当前中国社会对于书法追捧的几种病状描述:
其一,各种官方庆典活动的饰物,成为典型的体制文化表情。现在各系统、各部门进行的周年庆典以及各种纪念活动中往往要举行书法展览,以此显示对于纪念对象的重视,同时也表示纪念活动的隆重,还能展示官员们的书法水平。在这些纪念活动中,一般都是利用财政经费租下展厅,再把这些“书法作品”进行豪华装裱,然后邀请上级领导热情讲话,再邀请社会各界、友情部门和新闻单位进行“品赏”。凡来捧场者往往会得到纪念品馈赠,具体举办者还有分肥机会。这种劳民伤财的“书法”活动,既称不上是什么文化,也无市场效果,外行看热闹,只有内行才知道其中的动力源头和书外奥妙。除此之外,每年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展览多达十几次,综合展、专项展、冠名展、纪念展、庆典展名目繁多,耗资巨大。据公开资料显示,一次全国书法展耗资2000多万,展览作品全是制作式的技术炫耀,充满浮华、低俗之气。据行内消息,地方文联、协会要取得全国性书法展举办权先要给中国书法家协会缴纳几百万元承办费,否则书展不能降生。
其二,民间书法活动鱼龙混杂,书册出版、印制泛滥。一些练习书法者在临帖几年后就开始以着名书法家自居,开始租用场地进行个展,并购买书号印制书册到处宣扬。因为隔行如隔山,这些人中还经常有人能蒙住几个房地产或矿山老板,使之慷慨解囊进行出版资助,或进行作品购买。所以,这些年,在一些人大、政协会议等场合经常会有人赠送你印制精良的书法册,上面不但印满了他的书法,还会印上如长城般长的名誉、获奖等头衔,在开篇几页会用大幅照片印上与当地领导的合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次饭局中有人散发他的书法册,竟然印着“中国书法研究院院士”,还把某领导给其他地方的题词移植过来变为己有,在场的许多人竟也面露崇拜之情。有的专门把书法册送给饭店的女服务员,主动给他们大讲书法艺术,努力将其培养成自己的粉丝,其中玄机令人叫绝。
其三,协会内争官夺利,勾心斗角,不惜代价。在各种协会组织中可能在书协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为争当书协主席、副主席打得头破血流者有之,不惜重金者有之,动用皇亲国舅者有之。开始时行外人不解,有的人已是官员,为何还要争当一协会副职,后来明白,原来一旦挂上书协主席名头,作品价格就会大涨,资金就会滚滚而来。因为书法协会的权力色彩,一旦成为主席,便可迅速掌控名利资源,有的还能接近或进入权力核心。所以,每当书法协会换届之时,景象热闹非凡,有人为争当主席,不惜动用几百万资金进行周旋,有的地方协会换届,争官者还会多次到京城搬兵求援。因为这种协会长官巨大的权力和名利诱惑,上级领导也难挡这种公关之势,有的市级协会只好设立二三十个副主席的座位,还是不能满足各种关系格局中的争抢。
其四,各种青少年书法培训铺天盖地、热闹非凡。同这几年国学热闹剧中争夺青少年这一巨大市场一样,书法培训的生源也瞄准了这一群体。因为许多家长并不了解书法是一种已经过时的应用技术而已,在各种夸大其词的宣传误导下以为是一门艺术,认为让子女习得书法可谓多了一门本领,于是在繁重的课业之外,还要把他们强行送进书法训练营。这种培训满足了举办者的经济利益追求,只是把青少年的文化认知引向了歧途,在这种技术化的无穷打磨中,也消耗了年轻的宝贵时光。有的不负责任的媒体还要评选什么“少年书法家”,用这种功利化的牢笼过早地束缚一代人的青春和想象,使他们遭受标准的奴化训练。这种情况与有的家长把子女送进戒网瘾集中营毫无二致,如军训一样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利益链,当自己正被蚕食之时,还以为正在步入辉煌。
其五,官员热捧书法,公务员成为书法大军。在公务员队伍中对于书法的追捧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离退休老干部,因赋闲在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在公园、广场或家中进行习字,是一种身心健康锻炼,无异于下棋、太极和散步,无可厚非。第二类是在职官员或普通职员,已经涌现出一批书法爱好者,并有逐年增大之势。据一些书法协会的会员职业统计资料显示,一些地方的书法协会中公务员占了极大比例。第三类是专门购买名家书法进行投资,或进行礼尚往来,或作为接近上级领导的敲门砖。一些高档画廊透露,高档书法的客户主要是官员,往往在换届前销售最快,有的书法在卖出后,还会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以低价收回,形成心照不宣的循环。还有一些高官常以书法家自居,在权力之威下生出许多醉翁之意,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临死还不失时机地卖弄他那门手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给你们写字”。据公开资料显示,落马高官中,以书法家冠名的不在少数。
其六,书写内容陈腐,不断重复前人遗垢。这些练字者书写的内容一方面是古典诗词,或儒、释、道经典,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诗词。在官员书法中,大概书写内容最多的是毛泽东抄袭或模仿的古人之作,还有那句逻辑不通的“宁静致远”。或者是这样的文字游戏:百忍成金,百花齐放,百福具臻;博学笃志,博学笃行,博学济世,博学慎思,博学悠远,博古通今,博览精思,博爱向善;笔走龙蛇,笔精墨妙,笔情墨趣,笔歌墨舞;抱朴含真,抱璞藏真,抱璞守拙等。这些书写内容不但代表了书者的文化境界、认知水平和精神寄托(就像我们在幼稚的少年时代最容易唱的歌曲是《东方红》和《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样),这些内容还会成为购买者、收藏者或被赠者的人生鼓励。因此,这些书法内容已经构成了书法文化的价值判断容貌,成为阻隔现代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的文化之墙。
针对这些基本病状,我们逐一进行病理分析,以期找出病症所结,看到这些疾病的形成机理。
其一,文化假象导致的文化幻觉。用财政资金豢养书法协会和所谓的书法家,本身就违背了文化和艺术的生成规律,化约了宣传和艺术的本质界限。财政供养的官办书法机构只是莺歌燕舞的政治需要,权力化的书法机构还会垄断书法文化的话语权,使这一文化形式成为国家表情的华丽油彩。这种在照搬苏联体制背景下成立的协会团体,实际上是文化发展的畸形怪物,早该像“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一样被送进历史教训的博物馆。但由于既得利益联盟的阻挡,使这个几近被文化体制改革掉的阑尾又有起死回生之势。官方活动中之所以利用书法来烘托气氛,还因书法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技术之物,容易拿来作为饰物,不像真文化只藏在灵魂的内部。本来,这种正常的书法展览作为一种行内交流也无可厚非,但是经过官方活动的推手,往往将其放大,形成了一种文化幻觉,认为几场书法展便是“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便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此抑制了真正的文化创造。我曾经在《中国当代书法批判》一文中讲过,书法仅是一种熟练的技艺而已,它远不能成为文化的主体,因为它缺少灵魂的独立方向,不能给人生提供积极的意义坐标。这种把书法活动作为文化发展的认知助长了文化假象的横生,混淆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形式和文化的载体的区别。
其二,传统文化的缺陷导致犬儒化书法集团。为什么有大批的文化人如此热衷书法,甚至把书法训练作为一生的信仰和使命?这与书者的知识谱系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职业书者与当年鲁迅等人的书法不同,鲁迅等人是把书写作为一种手段和媒介,不经意间写出了很专业的书法作品。而当今的专业书写者大都没有受过普世价值的洗礼,一生只在传统的文化水坑中自赏,因为这种技术炫耀不构成对现实的任何批判,又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便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世俗的名利,这些书者可以躺在这些名利的光环上找到自己的光辉成就。这种没有对这个社会经验能力、批判能力和话语能力的书法集团与知识分子的本质精神格格不入,在社会问题的逃遁中只是躲在自己的笔墨中画地为牢、孤芳自赏。他们看不到赵作海的冤屈、唐福珍的悲壮和聂树斌的孤魂,也不关心钱云会被碾下的头颅在旷野中的呐喊。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成为他们的最高圭臬,只要有人赞助,能在日人民报上发表一版所谓的作品,就是让他书写歌颂希特勒、斯大林或金正日的内容也会乐此不疲、引以为荣。
其三,缺少精神硬度的世俗化追求导致争权夺利。书法训练与思想的思考不同,思想是为了发现问题,改造世界;哲学是为了提出问题,给没有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政治学是为了限制权力的肆虐,找到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法学是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保卫自由和权利;文学是为了洞见人性的内部,让人对脆弱的生命涌出深刻的悲悯;而书法是为了取悦世俗和无知,为了炫耀自己的雕虫小技,为了自己的名利。这种只有世俗名利追求的个人利益缺乏道德正当性,至少不能划在知识分子之列。刘易斯·科塞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应该是炫技的,也从来是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他们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技能生活。知识分子还应该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惕和批判,而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权力进行歌颂,甚至更不应该去用笔墨歌颂体制。因为任何体制都有缺陷,体制的创立本应是服务于人民的,它的权力是人民委托而形成的,根本不需要去歌颂,而是需要永远对其保持批判和警醒。然而,今天的书者不但未能履行知识分子独立特行的使命,还加入了权力颂歌的大合唱,这种精神境界的矮化必然导致他们是为了世俗而生活的,一旦遇到一块权力的腐鼠,必然会争抢个你死我活,以此便暴露了他们的精神软助。
其四,素质教育的认识误区,使青少年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为什么当前把众多的青少年拉入这一非人化的技能训练?一方面是中国式家长误以为这种技能会增强素质,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也是一些媒体宣传的恶果,一些媒体存在认知局限和惊人的无知。在应试教育和升学压力下,一些家长想把这种雕虫小技作为他途捷径,甚至避开主流道路的法门。可以说这是在应试教育之下对于青少年的最大摧残,古人书法漂亮,完全是因为当时书写工具的限制,久之,则无意间产生了书写方面的名家。而今天的书写早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毛笔已无实际用途,如果对此进行专事训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也未有不可,但完全不能作为对青少年的主流训练。当代青少年更多的兴趣和时间应投入到想象力和思考能力的训练方面,应投入到对问题的发现方面的思维训练,培养他们的怀疑能力、质疑习惯和反叛精神才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需要,这种技能性书法训练只能使他们养成新一代奴性,在传统留下的下角料中耗费青春年华。本来,教育的使命是启迪智慧、传播思想。这也是教育的本源。而这种技能化训练至多是一种附加功能,不应该作为教育的本质。所以,有的学校开设书法课,或设立书法专业完全是本末倒置,扭曲了教育的终极目的。
其五,低智化技术和官僚体制成为官员追捧书法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的公务员体制中,有半数部门或岗位的设立是没有必要的,大都是为了安排人员吃饭而人为设计的位置。在当前体制中,一个部门一旦设立,尽管有编制规定,但它自身的增长、膨胀能力是难以想象的,在一定时间内会严重超编,然后调入一些闲职人员。这样的部门本来就无事可做,除了自己不断地找些事情骚扰民众外,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无处打发,这样就给这些人提供了练习书法的机会和条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会写汉字,闲时练习写字、胡乱涂抹成了一些办公室人员消磨时光最好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会议场合,台上的人讲得慷慨激昂,而台下的人不是玩手机便是在笔记本或报纸上胡乱练字,甚至有人不断地用各种笔体书写“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萨达姆”等人,可谓会议一景。之所以这些人加入了书法队伍,因为这种练习成本最低,最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文化,也不需要思想,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人都可以进行,又不需动脑。不像要研究博弈论,还需要有高等数学的基础。因为这种技术训练没有多少文化当量,更没有批判意识,所以,历代当权者看到了其中的奥妙,把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吸引到这些泥淖中,从而自然地消灭了批判的声音。
其六,重复化的技术涂抹,无法承载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知道大部分书者书写的内容基本类似,这并不是说明这些内容容易成为书写的对象,而是由于书写者的知识局限。大部分书写者比较熟悉的内容限于中小学教科书,有的可能涉及到教科书之外的唐诗宋词等。这些内容就像我们在小时候教人写字,写得最多的一句是“毛主席万岁”,但是,很快毛主席就死了,所以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句老师教给的谎话。限于这种书写载体,它无法承载康德的批判和哈耶克的警告,也无法书写霍金对于时空弯曲的描述,至多进行一些古人不讲道理的格言、警句。这些被书写者奉为至宝的格言、警句大都是一种封闭的价值立论,像是圣人的断喝,没有逻辑,没有论证,更无法经得起理性的推敲。就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武断、自负一样大部分是在践踏常识。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例,胡适发现,其中除了概念的模糊、逻辑的缺失,就是作者的狂妄和自负。这种个人道德标榜的膨胀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恶果,你为什么知道自己能为“万世开太平”?谁愿意、谁稀罕你的“开”?这种救世主思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虚伪和脆弱,也因此使中国文化缺少理性、科学、民主、自由、批判与创造。
针对这种追捧书法的文化之病,在当下的气候中如果使文化和社会步入健康的生长通道,对症下药如下:
一,在新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取消官方、也就是由纳税人供养的书法协会、团体、研究等机构,把书法协会完全变为自筹资金的民间组织,把文化活动放归自然的民间生态圈,使之在生态理性中适者生存。
二,取消任何名义下的官方对于书法的评奖活动,不得参与对各种书法展览的冠名主办,不再设立官方激励机制。同时不得使用任何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各种书法活动的开展和出版,以杜绝扰乱文化公平的权力寻租。
三,取消高校的书法专业,也不得在中小学校设立课时之内的书法教育。取消高校书法专业的意义在于还文化平等于民,打破所谓“书法正规军”的利益获取优势;取消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义在于充分放飞青少年的梦想,把创造的机会和兴趣的自由还给他们。
四,鼓励各种文化社团的开办,设立异端思想激励机制。让各种民间文化社团自由成长,以此形成健康的文化生态,使各种文化形式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鼓励异端思想的横空出世,形成整个社会敬畏思想、敬重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和健康氛围。培育公民意识、怀疑精神和社会批判能力,以促进社会进步,改良体制,束缚权力,扞卫自由。
任何一种文化或艺术形式,本身具有内在的多重歧义。文化本身无高低贵贱,关键是看现实意志的形式偏好、权力主导和征用目的。与其让权力主导一种文化形式让其形成历史罪孽和文化垃圾,不如把文化的自由创造彻底放归民间,让社会在觉醒的进步中选择有利于生命的生态理性和普世价值。在权力之外,整个社会对于书法的盲目追捧实际成为了一种“平庸的土壤”,使其有了不断自我膨胀、引领世俗功利的机会和气候。所以,在今天检讨“社会性疾病”和“社会性灾难”应该不忘记检讨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风向,更不能忘记检讨的是,是谁向那些恶提供了舞台和掌声,是谁向他们支付了机会和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