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学文文章之气”的解读
　　
黄山谷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在黄山谷看来，“学问文章之气”是苏轼书法“他人终莫能及尔”的重要原因。山谷以学问文章之气论书，并不单纯体现在对苏轼这一件书法作品，也不是仅仅就苏轼本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很多题跋中，黄山谷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2]
　　
“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3]

因为苏轼“以文章妙天下”，因而他的书法被山谷推为“本朝第一”。黄庭坚对苏轼的推重并未停留在当时，更以为，苏轼“以文章名重天下”，其书固会在“百余年后”，人们以万金争相购藏。将苏轼书法放诸历史，给予了极高的定位。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客观评价黄山谷的评论，便可窥其慧眼。

不独苏轼，对于其时熟悉的书家，山谷亦多以学问予以衡量、品评：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往岁东坡先生守余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为东南第三将。东坡尝言：‘老来可与晤语者，凋落殆尽，唯景文可慰目前耳。’”[4]

在黄庭坚看来，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方无一点俗气。这与对苏轼书法的评价是相一致的。黄山谷论书亦多以俗、韵等语词品评，考其根源，学问文章之气足可当之。如在《跋周子发帖》中谈及王着、周越书法时说：“王着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着，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5]王着、周越于宋时亦享大名，且周越又为黄山谷的老师，然在山谷看来，因胸中无书数千卷，故而二人皆失之于韵。
　　
从山谷的题跋所见，他并未将学问文章之气仅仅流连于书法，作为评价标准，他又将其引于文学、诗词：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6]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以此心术作为文章，无不如意，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7]
　　
在山谷看来，胸中有万卷书，不独书法因此学问文章之气而得韵，而把笔为文亦能无一丝俗气。“学问文章之气”固然成为品评书法高下的重要标准，同时亦为书法脱于俗的良方。文章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成为书法由单纯的技法而上升为道的晋身之阶。

黄山谷的这种认识在宋代有其广泛性，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则清晰指出了读书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书万卷而能通神，若无书，即使下笔冢墨池之功，亦未足珍贵。《宣和书谱》中对杜牧、薛道衡等人书法的评价也是将书法与文章结合起来。丛文俊先生认为，宋人以学问及书卷气品评书法，原因概有三：其一，出自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其二，源于对书法的基本认识；其三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8]论述详尽，深得其要。而其最主要的根源，则在于有宋一代皇帝重文轻武而促使文化的繁盛。体现在文人思绪上，则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所言：“直以太平盛世，君亲之心两隆……，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漾滉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9]这种状态下，去俗而求雅，则成为书家的追求。

二、古今书法环境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需求
　　
黄庭坚在政治上是失意的，这种失意固然会作用于书法，故他也会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解脱方式，如修禅、饮酒、游历，在这种氛围下，沉潜于笔墨之中，激扬奋发，最终自称一家。我们以今人的眼光视宋代书法，固推苏黄米蔡四家为其优者，历史亦以此为定论，可以说在书法史上，黄庭坚等人的书法创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然在当时，黄庭坚等人的书法是否有代表性的主体地位，则值得探究。开篇所言，黄庭坚以“学问文章之气”论苏轼书法，而不能忽略的前提，则是当时人们对苏轼的书法的讥讽：“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从这段评论可以知道，苏黄当时所处的书法环境，并不单纯如我们后人所论宋四家以尚意书风而为有宋一代的代表和顶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翰林侍书的书写模式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影响的，不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俗子讥评东坡”书了。其实以历史的眼光来关照书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科举以来，唐代的“干禄体”，宋代的“院体”，明代“台阁体”、清代“馆阁体”在当时都有很大市场，这是政治制度的产物，不容回避。可以说黄庭坚也会受到当时一些人崇“院体”而轻“尚意”书风的困扰，因此他在大量的题跋书论中提出要避免俗气，要重韵，要有学问文章之气，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书论中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阐述，表现在书法之上又有了新的拓展：
　　
“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10]

书之可贵不仅是因为“学问文章之气”，更进一步延伸到“道义”和“圣哲之学”。而其中的对象也更明显：士大夫。这里的俗，也不可避免的要针对“翰林侍书”的“绳墨尺度”了。当然这种针对并不是单纯的“翰林侍书”这一类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黄庭坚所处的书法环境是多元而复杂的，要避俗而求韵，必须要借助学问文章之气。

相对应的，当代书法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辉煌，文革十年的冷寂，八十年代开始的逐渐繁荣，到今天的因多种因素带来的浮躁，其环境也是多元的。但与古代书法环境相似甚至相同的，是“俗”的存在。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展厅效应。或一人获奖而千人效仿，或粗服乱头任笔为体，或为视觉冲击而遗神取貌，等等，不一而足。此所谓俗，其根源则在书者眼界和胸次。章学诚论史以才、学、识、德为四美，其实学书也应这样。当代书法要“脱俗”，还需在“学问文章之气”上下功夫，如罗继祖先生言“人雅书才能雅”。以学问去俗气，在这方面，古今书法是一致的。

三、技法的雅化
　　
书法贵有“学问文章之气”，但这些都是在技法精熟的前提下进行的。“学问文章之气”在书法创作的重要体现则是对书法技法进行雅化。在传统的临池功夫基础上，在广泛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书写的神韵，能经得起推敲和玩味。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书家的自身修养，远流俗而亲风雅，以学问提升书法的内涵，更以人品立身。诚如清人杨守敬论及书卷气时所说：
　　
“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无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绝伦者也。”[11]
　　
其实人品对于书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自古而今，评论书法，固然会兼论其人。因此不可不鉴。
　　
时下学者作书，亦能平淡自然，然不能以书法视之，其书固然也不能以“学问文章之气”来衡量。为书者在汲古的阶段，贵能与古人同，而非求自家面目。待需要“以最大的力气打出来”的时候，化古为我则成为书家追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论曰：

“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12]
　　
我化为古，盖学古要形神俱备，化古为我，则需独具风神。成自家面目则尤为所难者。这期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化古为我亦有多途，揉杂古人而成一体为一途。忘情笔墨，悠然而化也为一途。如郝经于《论书》中所言：“淡然无欲，翕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则高古闲雅，恣睢徜徉。”而以学问滋养笔墨，去俗而亲风雅亦为一途。如《宣和书谱》论沈约书法言：“大抵胸中所养不凡，见之笔下者皆超绝。”而以文化滋养笔墨则是时下所阙者，固需身体力行。
　　
文人书法在时下亦有所倡者，盖所取不外乎为文人进而为文化之意。而当代学人于文人书法亦有不同的观点。罗继祖在《论文人字》中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旧有文人画之目，以区别于匠人也，肇始于元四家，然东坡、海岳、与可，皆文人能画者。今之文人字之目，不知谁所创，义实无取。大凡能握三寸不律者，皆得为广义之文人。今其意，在特以位置书法之拘拘于传统，所谓循规蹈矩者流。然则今之以创新成名成家者，将何从题品乎（恐不能取相对之义成为武人）？将张、钟、羲、献辈亦皆降为文人乎？

罗继祖先生之说，固为一家之言。然古今亦有区别在焉，以书法而论，古代书法是在实用基础上的艺术化，书法抑或写字对当时的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故古代书家亦不必分文人书家和非文人书家之流，以书成名而为时人所重，均可为书家。而当代则不同，钢笔对毛笔的冲击，电脑对毛笔和钢笔的冲击，使毛笔失去了其实用的功能，而直接升华为艺术的功能。文人书法毋宁说是一种流派，不如说是对书法创作“学问文章之气”的呼唤与追求。　

参考文献：

[1][2][3][4][5][6][7][10]（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1999年1月。
　　
[8]丛文俊《书卷气考评》，《书法》1994年5期刊。
　　
[9]（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见《历代论画名着汇编》，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6月。

[11]（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12月。
　　
[12]（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8年12月。

[13]罗继祖《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1年1月。
　　
(本文入选“全国新文人书法学术讨论会”，并收入《中国当代书学丛书·新文人书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