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主流是求道、修道、明道、释道的文化。不论是最古老的神话、卜辞、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多是在谈论人类的生存之道、天地之道、人应怎样更好的与天、与地的和谐共存之道。至于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原因也是认为儒家学说最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存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道——超越了有形，超越了眼界，甚至超越了时间、空间。所以，西方智者看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浓缩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智慧，并将其溶化于特殊视觉形象之中，因此，中国书画的主流，也是以求道、修道、明道、释道作为主旨来发展的。儒家始终强调“文以载道”，对中国书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曰：“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便道破了中国书画的天机。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说：作为已经得道、成为道的化身的圣人，创作书画是拿它作为一个含道的载体——象日、月、灯光一样照耀、影响、净化着人与万物；而艰苦卓绝求道、修道的贤人是把创作书画、观赏书画作为剔除自身精神的污垢、品味“以形媚道”大象真谛的手段。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论”中对含道的中国书画有一振聋发聩的名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六籍也叫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甚至南北朝人王微也认为：“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这里的易象，即是《易》经中所指象、数、理之象，《易》是圣人含道成书，是“天地万物之情见”、“成变化而行鬼神”的经中之经。不难看出古代智慧的贤人们把品位高、成功的书画同《易》经的作用等同看待，除了能“成教化，助人伦”外，甚至还能“穷神变，测幽微，与四时并运”。并明确地指出，这种品位高、成功的书画不是被动对自然的描摹，也不是被动地对自然的反应，而是“天人合一”之后“道”在这一特殊视觉形象中的体现。

诚然，圣人是极其少的，更广大的人们是应当求道、修道的贤人。中国的圣哲认为人类最大的任务是自我的超越，以及群体的超越，《大学》中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书画也必须这样。圣贤们千百年来总结出一种高超的操作程序，规定出一个向往的目标，使之学者、为者足以涤荡污浊之心，以达修身养性之目的，这就是中国书画。因为古代圣贤看到，人类由低级向高级升华、超越的最大障碍，是人过分的欲望。五代荆浩《笔法记》中曰：“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画，代去杂欲”。因此规定了有志于由低级向高级升华、超越的贤人们，应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所以，中国的书画其目的决不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书画而图画，也不是为了刺激欣赏者的欲望而创作，更不是无谓的争强斗胜。为了使书画能更好达到求道、修道、明道、释道的目的，这才出现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才有了以墨为主、用线结体的主张，有了“知白守黑”、“传神阿睹”、“如虫蛀木、如折钗股、如锥划沙、锦里裹铁”等至理名言。由此可知，中国书画是道行的产物，中国是圣贤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