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古代浩瀚的书法史和书论着作，女性作者的名字可谓寥若星辰。与男性共存天下的女性虽然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见诸记载的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使然。

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从属于男性。她们“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一世都要从属于男子，服从于男性，听从于男权的支配和奴役。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的“三纲五常”，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对于女性不仅规范了从属的地位，而且对行为道德的规范还有具体化的要求，这就是“三从四德”。“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谓为“三从”。“四德”则规定了女性德行、容貌、言辞和技艺方面的具体的要求。汉代博学多才的“奇女子”班昭所着《女戒》一书，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无论曲直，女子都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女戒》被奉为封建社会女性的道德行为准则。连女性自身都自觉认定自己低下的从属地位，可见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毒害之深，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生活境况，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其身心所遭受的严重的扭曲和摧残。在这样的严苛的礼法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笼罩下，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增添了灿烂的篇章，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骄傲。

中国封建社会女性身戴“三从四德”的枷锁，身受严苛的礼教束缚，施展才华的空间小之又小。通览书史和书论，所记女书法家不外乎闺阁名媛、宫中女子、风尘名妓。闺阁名媛一般生活优裕且家风谨严，又有家庭文化的熏陶。她们深锁闺阁又身处家庭爱好书法的良好氛围，染指翰墨成为可能。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书法作品传世的东汉末年博学多才的女书法家蔡文姬，得其以书法名世的父亲蔡邕的亲授，东晋王羲之的老师女书法家卫夫人出身着名的书法世家卫氏家族，元代女书法家管道升深受夫君引领有元一代书风的赵孟頫\的影响。再有晋王羲之之妻郗夫人,王凝之妻谢道韫,王洽之妻荀夫人,王珉之妻汪夫人,郗音之妻傅夫人,庾亮之妻荀夫人等等都深受家庭的熏陶。风尘名妓，因为生存的需要，为迎合所接触的顾客----文人墨客的喜好，竞相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多有以书法着名者，唐代通声律,工诗词，人称“女校书”的乐伎薛涛，宋楚州官妓王英英、名妓谢天香，明代以画兰着名的马湘兰、以“驰马挟弹”着称的薛素素等等，都是其中可称道者。而宫中女子或出身名媛，或民间女子或其它，有的入宫前已染指翰札，有的入宫后受环境影响而临池学书。其中最为着名的有唐之武则天、杨玉环，南唐宫人乔氏，宋高宗宪圣吴皇后、宋宁宗恭圣杨皇后妹妹杨妹子等等。这样的女子才有可能染指翰墨，才有可能见诸文字而被记录。

因书法而名的女性即使表现了自己卓越的才华，被记入文字也不是以个体生命和独立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男性的从属形式被记录。如某某母、某某妇、某某妾、某某妹、某某女、某某侍人、某夫人、某氏，抑或某某孙女、某某侄女……等等。她们在文字的记载或论述中必须依附一个直接从属的男性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尔后才艺，当然风尘名妓除外。晋之卫夫人的书法可称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书法家之一，且其于书法理论，也有很高的造诣，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认定卫夫人所着的《笔阵图》，在总结自己书法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论述了七种常见笔画的具体形象要求，对以后“永字八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这样一位在书法史上美名盛传的书法家，在记录的文字中也要标明“晋汝阴太守李矩之妻”的身份。

封建社会的妇女几乎没有机会与外界的社会接触，“闺阁”就是她们终生的生活环境，因为生存空间的限制，所接触的无非家人，想象力受到一定的遏制，才情得不到发掘，因而她们的书法多受父或夫或家庭的影响，大多没有自己独立的风格和审美追求。蔡文姬书法传自乃父蔡邕，父女书风类同；管道升书法深受其夫赵孟頫\的影响，故其书牍行楷与赵孟极为相似；明末女书法家蔡玉卿以学其夫黄道周的书法而着名，清文学家王士祯《居易录》中说“（蔡）书法学石斋，造次不能辨”，而清代被称之为“浓墨宰相”的刘墉，其妻妾所书几能乱真，皆可代笔。

古代书论涉及女性书艺的品评大多关注于女性本身，或女性特质，或脱离“女性”本色而有男性特质――丈夫气。所评视角是主宰社会的男性眼中从属地位的女性的才艺。《佩文斋书画谱》引《唐人书评》评卫夫人的书风"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舞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波浮霞"。宋《宣和书谱》评价薛涛书法：“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宋代与范仲淹并称“韩范”的名臣韩琦的文集《安阳集》（后人编辑）中评说“安国夫人崔氏（韩琦之妻）善书札，体法甚老，无妇人气”。元夏文彦着《图绘宝鉴》中评管道升曰“用笔熟练洒脱，纵横苍劲秀丽，绝不是一般女人的状态”。这些品评或曰作者有女性特质，或曰作者脱离女性特质而无妇人气，其实都是从作者的女性性别特质出发的。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制约下，女性的情感、女性的才艺的表露和追求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正大光明，那样得到嘉许，那样得到应有的自然发展，因而历史地看封建社会女书法家的书艺成就大多不敌男性书家，善书者的数量也不可与男性相比，自然能载入书史和书论的女书法家就微乎其微了。但微乎其微的原因还不止如此，见诸文字的女书法家不仅是以书法艺术被人称道，而且同时拥有其它方面优越的环境与条件。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留传书史和书论的女书家只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善书女性中的一部分，还有许许多多擅长书法的女性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