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传承有绪、历史悠久。相对于成熟较早的人物画注重“传移模写”而言，花鸟画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则更加强调“应物象形”。花鸟画家一直秉承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品力作。清代画家徐邦所绘《竹雀图》虽然称不上是花鸟画中的极品，但由于其画作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因此这一幅画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清代花鸟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依据。

徐邦字彦膺，号补庵，钱塘（今杭州）人。书法宗颜真卿、米芾，花鸟摹黄筌、吕纪。所居砚庐，名花满砌，故写生益工。老年目力如童，笔法更佳。子徐琰亦工花鸟。

徐邦《竹雀图》（见上图）为纸本设色，纵114.2厘米，横58.6厘米，描绘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三五成群的麻雀在竹林间穿梭嬉戏的情景。画面中的麻雀姿态各异、生动活泼。整幅画洋溢着团结祥和的气氛。大片的竹林均以双钩绘成，山石隐现于竹林之后，并以折带皴皴出山石肌理与形体，以淡赭色稍作渲染，又以浓墨间以石绿点苔。挺拔直立的竹、石大体上是以白描为主。而麻雀由于采用了极为写实的工笔设色手法，远远望去就像是疏密有致的大墨点散布于疏朗的线条之间，鲜明突出，给画面增添了极强的形式感。此外，画面前景中的一朵红花虽小却异常夺目，不仅增强了近、中、远景的空间层次，同时也和画面上的印章相呼应，给画面增添了无穷意趣。麻雀又称家雀、嘉宾、宾雀、老家贼等，属雀形目，文鸟科，分布遍及全国，可以说是最常见、数量最多的鸟类。它的头颈部栗褐色，背、肩稍浅，体羽布满黑色杂斑，颈侧为白色，中间有一黑斑，左右各一小黑斑，下体灰白色，眼赤褐色，嘴铅黑色，脚肉色。麻雀虽然没有华丽的衣装，却有着朴实无华的美质。它们常栖息于屋檐和庭院前，宛若宾客盈门；而当新屋落成之际，群雀飞集，又仿佛前来相贺，故有“嘉宾”之称，同时也寓有祥瑞的兆示。麻雀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画家所喜爱表现的绘画题材。在这幅画中，徐邦很好地表现了麻雀的飞、鸣、食、理羽等各种细节。画家自题“仿包山子笔意。徐邦写”，钤“徐邦之印”白文方印、“彦膺”朱文方印。“包山子”即明代画家陆治。陆治（1496-1576）字叔平，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包山，因号包山子。他工写生，得徐熙、黄筌遗意，点染花鸟竹石，宛若天造。

对所绘事物文学背景掌握得越丰富，我们对作品的兴趣就越浓厚，作品就越能滋养、陶染我们的心灵。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是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的。面对自然万物的变化，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所谓“应物斯感”的“物”不仅包括草木鸟兽等自然物象，同时也包括人间世事。有了对于自然物象的感发，我们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来表达。文学家缘于物而发为诗歌，画家则缘于物而绘制成画作。宋代张戒的《岁寒堂诗话》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专意于咏物哉？”中国的古诗词历来都讲究比兴寓托、寄意幽深。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亦然。自然物象的某种属性一旦被画家采纳入画，则无不带有社会属性和明显的个人特征。古代乐府曾言麻雀“清晨啄原粒，日夕依野株。虽忧鸷鸟击，长怀沸鼎虞”（南朝梁张率《沧海雀》）、“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北朝无名氏《雀劳利歌辞》）。麻雀是鸟类中的弱小者，清晨一大早就出巢觅食，夕阳西下之时则栖息于山野中的草棵树株间，虽有鹰鹞等猛禽袭击之患，但是更害怕人的残杀和捕食。在恶劣的雨雪环境下，饥寒交加的小鸟凄厉地鸣叫着。世事变幻，人世纷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诗人以比喻、借代的手法，间接反映出劳动人民在严重的封建剥削和连年征战中，饥寒交迫、贫困交加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花鸟画历史上，五代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北宋崔白的《寒雀图》、明代边景昭的《三友百禽图》等作品中寒雀的形象想必也与文学诗歌一样，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寓意，耐人寻味。

但是，徐邦的《竹雀图》描绘的情景则截然相反。画面描绘的并不是严寒的冬天，而是阳光和煦的春天。画中的麻雀也并非寒雀。它们栖息于竹树之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压弯了枝头，或飞或宿，或理羽或鸣啼，体态各异，让观者仿佛能听到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叫嚷之声。画面中透露出的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是一片其乐融融、和谐美满的景象，蕴含着对于美好的生活的向往。

中国古代诗论中以“诗无达诂”来解释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针对同一幅作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对徐邦《竹雀图》中所寄托之深意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然而，画中对于花鸟等物象形象、逼真而传神的描绘，已经充分表现出画家对自然界观察之细致。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他用心去捕捉那富于诗意的细节，使作品具有了很强的可视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