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安琪
　　
回答：严克勤
　　
时间：2010年11月28日
　　
地点：无锡书画博物馆
　
安琪：经历告诉我们，您和大多数1950年代生人一样，并没赶上好的读书环境，智慧启蒙之初的小学生涯是怎样度过的？
　　
严克勤：说老实话，我这个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因为文革开始的1966年时我刚好读三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了，父母也被打成走资派，关了起来，对年幼的我心灵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时候，唯一可以给我安慰的就是读书。无论拿到什么书，我都会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地读，当时很多书是不允许看的，就偷偷摸摸地看，越是紧张越是兴奋，越是兴奋越想往下看。我记得１９６８年的岁末，我借到一本线装《石头记》，正好被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父亲回来看到，立即没收了我的书，结果我发现他竟然自己也在偷偷地看。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遇到过一批对我很好的老师，只要是上不重要的课，我总是溜之大吉，跑到图书馆让老师把我反锁在里面看书。无论是苏联的一系列名着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还是中国传统的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记得当时借到一本《唐诗一百首》，如获至宝，赶紧回家誉抄，原诗用正楷摹，注解用自由体誊，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部手抄本。
　　
安琪：记忆最深刻的老师有哪些？
　　
严克勤：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学，我遇到过许多很好的老师。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自身处境艰难，但对我这样求知欲强的学生还是尽自己所能悉心呵护。像图书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老师，常常把我反锁在图书馆里，我才得以在书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中学时代的陈老师，在我插队下乡前的一天晚上，特地赶去我家，将一本《怀素千字文》拓本送给我。陈老师的其它藏书都被抄走烧光，唯有这本字贴藏在灶膛灰里才保存下来，此时却专程带来赠与我，还殷切嘱咐我下乡后用心临贴，莫忘学习。还有丁老师，他曾千里迢迢赶到我插队的地方，督促我莫忘学业，一定要有志于未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弥足珍贵。还有我因爱画而有缘结识无锡画家吴永康、尹光华等老师，吴永康是徐悲鸿的学生，尹光华则是秦古柳的学生。当时，他们结交了不少文化名流，像冯其庸、钱松岩、朱屹瞻等，年少时的我在边上听他们谈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特别是听冯其庸先生谈红楼，谈明清笔记文学，谈他几次去新疆寻找唐三藏取经之路的经历，谈他对汉碑的看法等等，至今记忆犹新。
　　
安琪：一个人成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哪个更重要？
　　
严克勤：我认为都重要。选择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学风、好的学习氛围当然很重要，但是遇到一位好老师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此外，一个人的成才，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与人交往、向社会学习也很重要，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也是一位好老师。我小时候人家一直说我少年老成，我都是跟比我年长许多的人交往，这种与年长者的交往可以给我学校不能给我的东西。而现在的孩子，往往学校、家庭两点一线，对社会的认知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以后往往会不适应，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安琪：父母在您成长过程中对您施过压吗？您对孩子施过压吗？
　　
严克勤：我家里母亲负责子女的生活，父亲负责我们的教育。而我父亲是一位既“严”又“宽”的慈父，到现在85岁了，还要经常检查我一段时期以来做了什么、学了什么，可算是真正的“管”到家了，但这种“管”不是采取向孩子施压的方式来实现的。我父亲是私塾先生出身，我小的时候常常给我开一些书单，都是些经典文学作品，让我背，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毛着“老三篇”。还让我从小练毛笔字，他在旧报纸上打上格子，然后督促我写。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自己也常常临帖。可能因为我是长子，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中父亲对我的要求要高一些，而他的这些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赞赏父母用言传身教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一味地对孩子施压，尤其现在的孩子脆弱而敏感，粗暴的教育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

安琪：如果您的孩子读书成绩不好，您会怎么样？
　　
严克勤：我的儿子不是死读书的那一类，凭小聪明，成绩在班上不是很好，老师也常常会提一些意见。我对孩子总是以鼓励为主，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对于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一百分、成绩没有拔尖等等从来没有苛求过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我更多地是注重对孩子综合素养的养成，如道德规范、人文学养、成和良好的性格培养。我觉得，孩子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全的人格、积极开朗的性格获得好的分数重要得多。我认为，家庭教育要牢牢抓住孩子十二岁之前的这段时间。以我的孩子为例，在他十二岁之前，每逢寒暑假，我总是列出的一系列名着名篇让他阅读，还让他背诵唐宋经典散文，背的同时要理解，让他自己学会解读，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学会学习的方法。我曾经给儿子买过一本书叫《虚掩的门》，他非常喜欢，至今都会拿出来翻翻，这本书很值得让孩子读一读。让孩子早一点知道一点生活哲学。除此之外，我还注意让孩子多参加体育活动，运动是培养孩子健康身心的基础。我还经常带孩子去北京、上海等地参观书画展，欣赏经典歌剧、话剧、音乐会等，父子之间还经常就此展开一些讨论。不管孩子能吸收多少，我相信，所做的这一切对孩子人文素养的养成一定是有益的。十二岁之前是父母给孩子灌输知识和养成习惯的最佳时机，这个年龄以后，孩子的主观意识就逐渐增强了，学校、同学、社会对孩子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这时候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就不能太主观了，而是要转变为朋友式的启发和引导，很多事情要慢慢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决定。
　　
安琪：西安一大三学生开车撞人后看到被撞者没死，担心被讹，八刀捅死人家，律师说该生有可能被判死刑，您也曾当过大学教师，请您说说这个事件暴露了当前教育的什么问题？
　　
严克勤：这是一个个别现象，形成这个现象可能有各种偶然的原因，这种现象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有可能发生。当然，这个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教育中的一些缺失，但更多地要从社会层面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学校教育的问题。
　　
安琪：您觉得现在的老师辛苦，还是您那个时代的老师辛苦？
　　
严克勤：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和我那个时代的老师各有各的“辛苦”。我那个时代的老师“辛苦”是因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老师们的精神压力很大，现在的老师“辛苦”是因为没完没了的考分和录取率。两种“辛苦”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不可同日而语。
　　
安琪：您认为中小学教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何缺失？
　　
严克勤：有一个现象值得教育部门关注，就是现在民国课本开始风靡。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到断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这是为什么？有一支专家团队，经过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着四大缺失，也就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事实的缺失，照我说，还要加上一个最根本的缺失，就是文化的缺失。教育应该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然而就目前的中小学教育来看，太过功利化的课本和应试教育、追求升学率的教学方式已经让它的这个功能日趋减弱。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浓缩了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底蕴来讲，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如果说我们重“教”轻“文”，那么今天的所谓教学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人们之所以重新推崇这些老课本，正是因为回过头来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同时更要注意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或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国学经典中都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东西。熟读经典，就等于是获得了一笔精神财富，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语文素养，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总之，如何通过中小学教育很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安琪：东莞某学校让《三字经》走进小学课堂，您觉得这种模式有意义吗？值得推广吗？
　　
严克勤：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值得推广。《三字经》是老祖宗留下的启蒙读物，宜读宜记，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常读常讲，适合儿童。老话说，树人先树德，《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启蒙读物都是很好的思想启蒙和道德规范教材。不止是这些，在台湾，《孟子》、《论语》等经典着作都是小学的必修课。当然，因为时代的关系，其中确有一些已经背离了当代社会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但是这些通过我们老师的正确引导完全可以避免。
　　
安琪：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您的文化专着《仙骨佛心》，读之令人惊叹您广博的学识，说说您的阅读历史？哪些书对您影响最大？
　　
严克勤：《仙骨佛心》从表面上看是讲明式家具、讲紫砂壶，其实是借着明式家具和紫砂壶这两个道具讲了以下四层意思，一是讲了明清知识分子闲适生活这个现象背后的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二是讲了另一种形式的“美的历程”，是一部有关美学的书；三是让大家在品味形式美的同时理解其背后真正的文化内涵；四是启迪大家在紧张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偶尔学习一下明清文人的“放下”，从“放下”当中获得人生当中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十分难得的简约、朴素、达观之美。因为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的历程”，势必要讲到这两个“道具”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美学渊源，以及它们与园林、戏曲、绘画、书法、明清小品、诗词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文学艺术品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打通呢，一定要熟读、消化、理解很多的书，要融会贯通，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为了写书而读书，而是在读了大量的书、有了很多的积累和感悟之后以一种不表达不足以为快的感觉去写书。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钱钟书先生关于“通感”的观点对我的启示，如果一定要说到哪部书对我的影响最大，那还是钱钟书的《管锥编》，里面所讲的“通感”可以使我们观察到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紫砂壶、明式家具看似并无关联，但一个“简”字可以把两者勾连起来，而这个“简”字又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宗教观、文史观、文学观互融共生。
　　
安琪：陈丹青因为博士招生制度愤而辞职，同为画家，您认同他的激烈吗?
　　
严克勤：我认为陈丹青辞职是对现代教育制度中某些不完善之处的反叛，我理解他，同时，我又不赞同他。选择离开谁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不留下来以一己之力去试图改变它？比如，就因为北京电影学院当初破格录取了张艺谋，才有了张艺谋的今天。如果陈丹青选择留在美术学院，他作为博士生导师，完全可以用他的实践、用他的影响力去改变某些东西，让更多张艺谋式的人才可以脱颖而出。采取回避是不可取的，勇于面对才值得赞赏。批评一种现象比较容易，改变一种现象要难得多；逃离一种现象比较容易，逆水行舟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