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哈罗德·泽曼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策划了着名的《当态度变为形式》展。这个展览在当时并没引起多大关注，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展览在很多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这不仅是是哈罗德·泽曼光辉事业的启程，也是新兴展览策划方式的开端，同时宣称了所谓“策展人时代”的到来。正是从那时起，“当代艺术通过展览这个媒介以为人所知。”(让-马克·伯尹索特(Jean-Marc Poinsot))

诚然，泽曼高度个人化的策展概念有时是偏执和自负的，有人批判他的展览没有理论支持、过度浪漫主义，或是将艺术创作神秘化等等。然而，对泽曼来说，策展最激动人心之处恰恰在其固有的失败。“策划一个没有任何失败或瑕疵的展览就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大卫·李维·萨特(David Levi Strauss))每一次展览都是一次新的冒险，正是失败指引我们去追求新的方向，就像策展人不断变化的角色一般。1969年4月号的《艺术新闻》(Art News)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则关于展览《活在你的头脑中：当态度变为形式》(以下简称《态度》展)的简报：

“目前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展出的展览《当态度变为形式》(展期至4月27日)对最近所谓‘反形式’(Anti-Form)或‘过程艺术’(Process Art)的创作趋势进行了一次审阅。展览包括来自美国和欧洲50位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其中包括卡尔·安德鲁(Carl Andre)，约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比尔·博林格(Bill Bollinger)，伊娃·海斯(Eva Hesse)，爱德华·凯恩霍兹(Edward Kienbolz)，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罗伯特·莫理斯(Robert Morris)，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阿兰·萨拉特(Allen Saret)，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凯斯·索尼尔(Keith Sonnier)，理查德·图特(Richard Tuttle)以及富兰克·林肯·维内尔。参展作品由美术馆馆长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挑选，由菲利普·莫理斯香烟(Philip Morris Cigarettes)赞助”。

翻阅1969年至1970年间着名的美国艺术期刊，这篇短小的文字是当年唯一一则有关此次展览的新闻。与美国艺术界冷淡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热火朝天的展览现场，69位艺术家(其中有28位美国艺术家)在美术馆里外创造了一个“建设工地”。泽曼回忆道：“罗伯特·佰瑞(Robert Barry)在屋顶大做文章；里查德·朗(Richard Long)在山中漫步；马理奥·梅茨(Mario Merz)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圆顶小冰屋；麦克·海泽(Michael Heizer)将人行道利用了起来；沃特·德·马利亚(Walter de Maria)创作了他的电话作品；理查德·塞拉展出了铅质雕塑、皮带装置和洒铅作品；魏内尔(Weiner)从墙上挖了一平方米下来；波伊斯则做了一件油脂雕塑”。通过亲自将在展厅中创造艺术作品，“这些艺术家将美术馆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一种新的展览模式遍诞生了：一种建构的混乱”。虽然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美术馆是如何的沸腾和生动，通过泽曼的描述我们能大致了解这次展览是如何将策展的形式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展示前所未有的新理念。

尽管上文所提到的简报中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比如参展艺术家的人数等，我们依旧能够借助其有限的信息判断出关于展览的四点重要情况：一、展览注重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体验，其主题和“反形式”(Anti-Form)有关。当时(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界正对这个概念进行激烈的讨论。二、本次展览展出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艺术作品，因此可被称作是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三、参展艺术家名单在今日读起来是一本总结了过去40年对国际艺术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艺术家的花名册。最后，在如此短小的报道中，记者也不忘指出展览的企业赞助商：菲利普·莫理斯香烟。这些讯息使我们对展览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展览的题目是什么意思？“形式”这个词语在“反形式”和“当态度变成形式”中是否指代不同意义？它们是否互相矛盾？又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美术馆发生的展览会变成一个“建筑工地”？艺术家在那里干什么？谁又是哈罗德·泽曼？他在整个展览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分析这个展览历上具有纪念碑式意义展览的线索。

图片版权：Balthasar Burkhard摄影，Bern(Archiv Harald Szeemann)，摘自汉斯-乔吉姆·姆勒(Hans-Joachim Muller)，《哈罗德·泽曼：做展览的人》(Harald Szeemann – Exhibition Maker)，(Hatje Cantz出版社，2006)，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