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书画一般每隔200年左右便要修复一次，从作品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大致决定了未来的修复、传承的时间逻辑。从装裱、修复、保存，老祖宗的手艺和审美理念，再加上后代匠人的摸索，最终形成了如今传统修复的一整套流程，不同的修复专家，因为经验、理念的不同，也决定了其各成体系的修复心得。而陆宗润，这位学贯中日，集唐宋明清修复方式之大成，运用传统结合高科技，成功攻克了“红色霉斑”这个书画修复界四大难题之一的专家，认为中国的传统书画修复，看起来没有章法，实际上却蕴含着大智慧。

治疗文物更多是给予其尊严

陆宗润有一句常常放在嘴边的话：“凡事一定有解决的方法，我们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这句话也恰恰印证了陆宗润多年来对书画修复的求索之路。在陆宗润年轻时，他进入了上海博物馆的修复科，从事古画修复工作。当时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馆内裱的古画是弯曲的，而日本裱的古画却能裱得十分平直。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陆宗润带着这个疑问东渡日本。在经过了20多年的工作与实践，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处理好“托底”时的时间差问题。但日本在修复古书画的方式上却也并非十全十美。好像是在维持包浆问题上，中日便存在差异。日本画自身没有包浆，所以在修复洗过之后会掉色、变薄。因此保存200年或以上的日本画，其人物面部都保存得不好。原因在于日本是学习了中国唐宋时期的装裱技术。在修复操作上，日本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是“打刷”，经过打刷的背纸如砂纸，卷画时，毛糙的背纸磨掉了正面的颜色。而在中国则是通过刷和揉，最后打蜡磨，修复完成后，如镜子一般光滑。卷画时，背面的蜡会逐步转移到画面使其包浆，保护了画面，这是保存画作的最优效果之一，这种技术在在明朝时达到顶峰，但日本则是沿袭了唐宋的装裱技术。

陆宗润说，由于大和民族对于外来文化处于保留学习态度，以至于他们仅仅学习了唐宋时期的修复技术便没有继续深究中国后来的书画装裱技术。通常来说，“中国的装裱形成于汉魏，成熟于唐宋，辉煌于明清”。(《中国书画装裱艺术》16页关于装裱技术条)，唐朝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提过：“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到了明代，很多系统的装裱方面的着作才问世。中国古代最系统的研究装裱技术的专着应是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在《装潢志》曾记到：“装潢作人，随乎损弃，良可痛惋，故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是以切脱者。荀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乎而起，医不善则随迹而毙……”陆宗润认为，中国传统书画修复就像不记日记的人，因此中国的修复史和其中的智慧，难以得到完整而系统的梳理。更多的是在言传身教。因此他将在明年一月开始在北京大学(微博)开设相关的修复课程，他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能进入这个行业，而这些学生不仅能给文物疗伤，也给予了文物以尊严。

抢救《雪咏图》

红色霉斑可以说是书画修复界既存的四大难题之一。这是一种在书画作品上繁殖迅速且易使纸质糟朽的画病。过去，人们一般采用氧化剂对霉菌的色斑进行脱色和杀菌。这种方法的局限是，红色的霉斑对氧化剂不敏感，并且具有一定的拒水性。药剂通常被没有红霉的部位吸收掉，正常的部位可能因此已经烂掉了，而红霉仍留存在画上。处置红霉问题，采用传统的修复方法难以达到修复效果，而曾在2010年在中国嘉德(微博)上拍的《雪咏图》，就曾经遭遇这样的问题。修复前画面脆化。红色霉迹明显，斑驳陆离，画上风物书法只能被依稀辨识。而陆宗润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摒弃了以往整体用药的笼统方法，采取了逐个击破，并明确每一种药剂的用量和使用方法：要知道多一分会伤及无辜，少一分又怕达不到效果。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无数次的试验下，陆宗润成功修复了《雪咏图》的红霉问题。除了解决了红霉问题外，为了更好地呈现《雪咏图》，陆宗润在修复时还运用了他收藏了近20年的，和画作年代几乎相同的宋代宣纸，最终使得整体修复效果几近完美。

《赏延素心录》：“装潢书画，好手难得。倘幸购剧迹，兼获法装，即缣褚苏脱，宜斟酌修整，不可重背。”多年的修复经验也让陆宗润总结了不同地区的修复特色：修复一件传世的书画作品，法国人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去修复；英国人则崇尚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追求。这种追求的具体体现就是尊崇“废墟文明”，最少地去干预。而中国式修复，更多地采取一种兼而有之的中庸之道。陆宗润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修复方法，需记得我们只是文物的仆人，尊重文物才是修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