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评论既具有一般文艺评论的共性，也有其现状导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由于近10年来书画市场的火爆，画家层出不穷，画价节节上升，评论文章的需求日盛，甚至出现明码标价现象。美术评论家从报刊获得的稿费极低，而从被评论的画家本人手里获得的“润笔”却高得惊人。上海提高稿费的举措能否起到应有作用？美术批评家如何看稿费和“润笔”？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美术评论的报酬？独立的美术评论需要怎样的学术环境？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美术批评家，并刊发批评家彭德、杨卫撰写的文章，以期揭示现状，剖析问题，引发思考。

某画家在地方小有名气，心怀更高的追求，于是来到京城发展，结识了各路豪杰，画技有所进步，画作也逐渐有了销路，但名气仍然不大。为了快速提高知名度，提高润格，他不停地交朋友，访名家，出画册，办展览……有人建议，如果能请到某某着名批评家给他写一篇文章，那便是最好的广告。后来，某着名批评家果真写了。当然，文章不能白写，不菲的润笔费需及时奉上，这已是业界心照不宣的行规。于是双方皆大欢喜：画家的名气大了，画卖得更好了；批评家的声誉更高了，文章也更值钱了……

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美术界每天上演的喜剧。

稿费和润笔是一个“俗”话题，但当前美术评论的窘境和弊端，与此密切相关，值得调研探讨。

稿费标准不合理提高稿费是好事

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的消息甫一传出，即引来评论界的叫好：“提高稿费无疑是件好事”“评论稿酬停滞多年不涨的现象终于有所改变”“呼唤真评论”……进入7月，从上海的媒体中已经可以看到上述政策的落实，如《文汇报》、《新民晚报》就在其文艺评论栏目下特别注上了“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的文字。对于上海提高稿费的举措，受访的美术评论界人士都表示肯定和赞成。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殷双喜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是好事，但这不可能覆盖惠及所有文艺评论，其结果有点像奖金，它会拨到哪些媒体，发给哪些文章？由谁以什么理由来决定？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制度设计的问题，涉及公开、公正、公平，并不简单。”

据记者了解，目前美术类专业报刊的稿费标准和其他报刊一样，仍然执行的是20多年前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费标准，仅为千字30元到50元，而特约文章和专栏的稿费各有区别，千字在300元至500元不等。知名作家、时评作者魏雅华去年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稿费在每字0.75美元至2.00美元间，地方刊物约为每字0.10美元。即每千字稿费在750美元到2000美元间，折合成人民币约为4700元到1.27万元。与中国国家级报刊稿费最高每千字100元人民币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7倍到127倍。

从1990年起，国内大多数报刊所执行的稿费标准是千字30元到50元。这一标准至今未发生大的改变。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过3857亿元，2010年达到了39.7983万亿元，上涨了100多倍。而稿酬的涨幅仅为同一时期中国GDP涨幅的1/20。

“我记得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时，杂志社刊登了觉得是一种荣耀，而且它还给你稿酬。那时稿酬看来很低，可是跟你的工资相比相当可观。”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坦言，目前的稿酬制度问题很大，批评家热衷为画家写收费文章与稿酬制度不合理有关。

批评家“不平” 艺术家“无奈”

与一般的文艺评论不同，美术界的稿费和润笔有其供需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性。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撰写美术评论往往出自兴趣和研究需要，刊登的报刊给予作者应得的稿费。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繁盛，各种艺术博览会、拍卖会此起彼伏，使美术评论也逐步走入市场，美术批评家开始职业化、商业化，向撰写评论的画家收取润笔费逐渐“合法化”。美术批评市场化的最明显标志，是发生在1992年的“公约事件”。当时，国内30余位着名批评家在北京集会，就维护批评家权益达成共识，并订立公约。他们约定，应邀撰写评介文稿须收报酬，稿酬标准为千字300元至800元。公约在美术界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争议至今不断。

上海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对美术评论界是否有所触动？贾方舟表示：“我不知道文学界的情况，但就美术界的情况来说，一个刊物给我付这个稿酬，我是不愿意写的。”他认为，在美术市场里，报刊稿费是不能指望的。

让批评家内心感到不平衡的是，按照这样的稿酬标准，画家付出的劳动和批评家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成正比。从经济角度看，同一级别的画家和批评家，画家用3天时间画一幅画可以卖上百万元，批评家同样用3天的劳动给他写了篇评论，按照最高的稿费标准付酬，对于批评家来说仍然没有吸引力。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美术史论家刘曦林同样感慨于当今文人的生存尴尬：一个学者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写了一本书，出版后的稿费只够买两平方米房子，出去参加活动还得打车甚至挤公交。“画家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在画廊里是可以标价的，但是批评家的文章是不能标价的。和左邻右舍一比较的话，批评家会感到在同行业里面，自己所做的贡献和实际得到的报酬是很可怜的。文人羞于谈钱，给自己的老师、朋友写文章，哪好意思要稿酬？”“上世纪80年代，一些美术杂志和报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多批评家写文章动机很单纯，为的就是探讨学术的激情和满足感。批评家也愿意发现新人，他们会把策划展览、撰写文章等当成事业来做。”青年批评家朱其对80年代的文化热记忆犹新。朱其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与评论的关系也在朝着国画界的风气发展。当代艺术经历了10多年的资本积累，一些艺术家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在生存境遇上，和同时代的批评家形成对比。当初批评家为艺术家做了很多事，等艺术家成名之后自己却被冷落了。和批评家普遍的“不平”相比，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对批评家的看法和依赖程度也不同。既有一些明星大腕对批评家的不屑一顾，也有亟须提升市场行情的二三线画家与批评家的热络互动，更有许多刚刚起步的新人期待着被批评家发现。

评论沦为广告 艺术环境恶化

在国画界，某些着名批评家一篇文章的润笔费已经达到十几万元甚至更多，当代艺术界也在朝着这个倾向发展，某些一线批评家的文章已经达到千字1万至2万元。这在业内并不是秘密，而且这些价码会随着行情的变化而变化。与动辄上万、私下运作的“润笔”相比，报刊媒体所能支付给批评家的文章稿费实在微不足道。美术评论的萎弱不振，媒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新媒体的兴起，传统的报刊生存受到挑战，虽然媒体缺少好文章，但在支付高稿酬吸引好文章和从低质量的软性广告中获得利润之间做选择时，后者显然更有诱惑力。而除了传统的美术专业媒体外，一些都市报也开始用专门的版面不择良莠介绍书画家，显然受到利益驱动，美术也在这种互动中朝着商业化、娱乐化的方向阔步前进。正如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教授、美术史论家何怀硕所言：“面对当代艺术的异化，加上商业化，艺术批评无可施其技。而当代艺术活动之普遍活跃，商业艺廊大增，艺术市场之热络，艺术评论形同‘产品促销’广告的文宣。产品的出品人(即画家)以优厚的稿费为报酬请评论家写文章(这等于当代文人无顾忌地出卖节操)，所得到的当然是夸大的颂扬或转弯抹角、过分溢美之词。报刊杂志刊登作品多要画家付费，而只要有摇笔杆本事的人，都可成艺评家。真正的艺术批评已寿终正寝，良有以也。”

“如今艺术界的风气也与从前大不相同，过去一些艺术家为了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生活困窘，但是没有人会瞧不起他。现在如果哪个艺术家过得很穷就没人会理睬他，大家都把羡慕的目光投给了商业上十分成功的艺术家，批评家也不能免俗。如果一个批评家总在批评别人，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以后有活动都不叫你了，你还评论什么？”朱其的话道出了评论界面临的窘境。在庞大的市场体系和关系网络中，艺术家、批评家、媒体、展览机构和具有影响力的藏家等相关者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格局，单靠美术评论来打破这种格局并不现实。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单独讨论批评家的操守问题，似乎也不够公允。

没有健康的平台 难有真正的评论

英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和推广，她认为，当代艺术的圈子越来越大了，正在变成一种大众文化。“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迟缓，画廊等机构没有太多的钱支付给批评家，而且艺术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基本稳定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有名的美术批评家、策展人如果想挣钱，会有很多机会。关键看你想要的是什么。”在中国的艺术市场快速膨胀的背景下，问题已经不是批评家该不该赚钱，而是如何赚钱，人们更关心的是文章质量。朱其认为，现在评论的问题是门槛太低，评论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收费，关键是要有专业水准，商业评论也要有自己的底线，批评家要有自我约束的意识。

凯伦所说的“稳定”和“想要的”指的是西方艺术市场中对于艺术评论的清晰分类，“画廊、媒体、美术馆和研究机构等会从不同角度撰写艺术评论，但是画家自己拿钱找批评家写文章的事情十分少见。”凯伦介绍，在西方，属于画廊经营和推广的艺术家，画廊一般会根据艺术家的建议，邀请对于艺术家本人的创作比较熟悉的批评家来撰写分析和评论的文章，画廊需要为批评家支付稿酬。而美术馆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批评家常以策展人的身份来撰写评论，会根据展览和学术课题研究的需要来分析问题。此外，媒体会有专门撰写艺术评论的撰稿人，他们从媒体的角度出发，不会为了吹捧某个艺术家而写文章，经常是结合作品和艺术家的情况来讨论社会公共问题。

朱其在从事当代艺术的策展过程中对此有所体会：“如果是商业性画廊的展览，很难邀请到《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撰稿人，美术馆和公益基金会的活动他们则愿意参加。”朱其认为，当前中国美术界正是缺少一家真正权威的媒体。而对于艺术评论来说，有了健康的平台才能保证评论的专业水准和独立性。独立美术评论需要美术馆、媒体、研究机构等平台有力的支撑，而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机构同样正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到稿费和润笔的问题，它从一个很“俗”的角度，折射出批评家的纠结、艺术家的无奈、媒体的堕落、人文精神的颓败，它和艺术市场的种种问题有着相通之处。

有批评家提出，在中国目前缺少艺术经纪人的情况下，批评家应主动介入市场。因为现有的稿费制度使一流的批评家无法得到学术尊严，其境遇连三、四流或不入流的画家都不如，这限制了批评的职业化、专门化，美术批评走入市场对于美术市场的宏观调控可以发挥作用，使上乘之作得到赞誉，低劣之作受到批判。刘曦林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到文艺评论的重要性，从各个方面对做出贡献的文化人给予补贴，包括大幅提高稿费标准。贾方舟则寄希望于美术体制的改善。上海率先提高稿费，或许会对其他地区起到带头作用。朱其说：“美术界比较特殊，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许多愿意从事评论工作的年轻人，经济上有所鼓励，就能让一代代人延续下去，逐渐形成好的评论环境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