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大国，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据统计，全球每年放映的电影中，来自好莱坞的足足占了85%。在美国的出口商品名录中，视听产品的出口额在航空业和食品业之后，位列第三。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文化产业经营额达到数千亿美元、文化艺术与相关产业吸纳了1700多万就业、在最富有的400家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这一组组数字彰显出一个事实，美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

美国何以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呢?洛杉矶当代艺术学会会长、华人书画家张泽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考察美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不能不首先谈到美国的文化思想。早年学习、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的经历让张泽川体会到，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外在艺术形式，其实都蕴含着特定的哲学思想。美国的主体文化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当年从欧洲大陆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带来了追求自由的传统，使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核心，而随着自由主义而来的，便是个人主义思想。美国人认为，个人在不妨碍社会和他人的前提下，可以也应当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也包括追求利润。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对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美国各种具体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无论是音乐剧的演出中心百老汇，还是具有“电影梦工厂”美誉的好莱坞，都是循着个人创业、自发形成之路发展起来的。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实现个人兴趣和专长的冲动，与追求财富的冲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国的一个个片场、一个个剧团、一个个画廊……因此，美国主要的文化品牌在形成之初，便具有了产业性质。美国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可以归因于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作为一个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举办任何一场文化活动，几乎都会从商业利益角度评估必要性和成功度。没有人会去拍一部只表现理想，却无法赚钱的片子，而赚不到钱的制片人往往会自觉地退出影视圈。

在美国，成功的艺术创作几乎无不遵循和体现自由主义、英雄主义等思想。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的不同族裔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到了美国便融汇成了美利坚文化。比如，好莱坞拍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利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故事和形象，又在建筑、动作等方面融合了一些日本文化元素，但这部作品反映出来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主题，而没有把落脚点放在“替父从军”这个原本的思想主旨上。

美国的文化管理已实现了高度的机制化和法制化。美国联邦政府中没有文化部，但各州政府却承担着协调文化产业发展的职责。地方政府这种协调的主要目标在于促使辖区内的各个地区都能拥有文化生活，并确定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以备议会审批。据张泽川介绍，在美国，其实只有企业而没有文化企业的概念。比如，在加州注册的电影公司与其他各行各业的有限公司一样，每年都要缴纳800美元的注册税。美国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综合运用了法律、行政、经济和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法，其中特别重视法律手段，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执法部门都可以对文化进行相关管理。在具体的文化活动和经营中，一旦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政府便有权采取取缔等措施。如果涉及侵犯版权问题，美国联调局便会介入调查和起诉。在内容上，美国会根据电影的色情和暴力程度进行分级管理。

在美国要想注册一个电影制片公司，手续既简单又复杂。简单之处在于只要向州政府备案即可，很多州还提供网上申请服务。如果缴纳了额外的费用，还可以获得加急处理，最快一个小时便可受理。难处在于要提交比较复杂的文件，许多人都会聘请专门的律师或会计师来办理。

经过长期的运作，美国的文化市场已形成成熟、有序的局面。比如，美国纽约艺术博览会的画廊分成商业和艺术两种，其中商业画廊的画作往往较为时髦、前卫，主要是为了向普通收藏者出售，而艺术画廊中的作品则把目光瞄上了博物馆。美国书画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也会出现起落，但由于有了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价格一般不会大起大落，避免了泡沫的出现。美国文化已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条。比如，美国博物馆的营业收入中，纪念品商店和出版物销售占了8%。在迪斯尼公司的所有进账中, 通过电影发行以及后续电影、电视获得的收入还不到1/3,主题公园的收入只占1/5，而约有一半的收益来自品牌。美国也会出现一些庸俗的文化产品或产业，这些产品、产业只要没有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便能在社会上存在，但无法成为文化市场的主流，这与美国文化市场的制度设计有关。比如，前些年有人要在洛杉矶近郊的某个城市开办脱衣舞馆，但按照法律规定需事先在听证会上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结果却遭到一致反对，这个项目只好作罢。在美国的网上，经常会出现类似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但一般都不会受到网民关注，基本都是一出现便销声匿迹了。

美国的文化模式并非没有弊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便常常被人诟病为情节趋同、叙事老套、缺乏创新，实际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度的市场导向。美国观众已习惯了好莱坞的剧情和拍摄模式，电影人不这么拍便无法获得票房收益，面临极大的商业风险。这种漠视社会效益、只重商业效益的作法，即使在美国内部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