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西方要融入中国的符号

广州日报：您的《说红书》、《艳阳天》都属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作品，那到了上世纪90年代，风气产生了变化，您会觉得特别困惑、不知所措吗?

方增先：那个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向中国开放了，原来是不允许西方的东西进来，我们看不见，也没有打算去学。等到开放的时候，我的年龄也大了，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套东西，对西方这一套东西我既学不到，也不喜欢，觉得抽象的东西就是一种形式感，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他们学得快，没包袱，马上就接受了那些抽象的构图和形式。

广州日报：您创办了上海双年展，您却说“我不喜欢西方那一套东西”。

方增先：对于西方前卫的东西，我实际上是看不懂的。虽然我们搞的双年展已经算比较前卫的了，但是西方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现代画，还是中国的。其实这个前卫艺术就算是在西方，除了艺术家自己，也没人搞得清楚。对于我来说，现在我只能说习惯一些了。

广州日报：坚持要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方增先：我觉得这样做，主要是上海这个地方，是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点，这里的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即使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很怪，看不懂也不会骂人，他就自己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但是不排斥。前卫艺术如果先到其他地方去，就不行。很早就有一些西方艺术家来找我，说你完全可以搞，而且唯独上海可以搞。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学西方，搞形式的东西太多了。

方增先：的确“形式”在现在的中国很流行。但搞形式是很需要技巧的，形式是可以很好看的，形式本身不是坏事情。既然你研究美术，怎么不可以研究形式呢?

广州日报：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市场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但在国内也面临很多质疑和争论，对此您怎么看?

方增先：这个里面有一部分人他喜欢用中国的符号，因为这是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用古代的长衫啊，某种凳子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一般是西方人看起来好，中国人看起来也好，这部分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部分人，学西方的东西学过了，完全跟着他们走，西方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因为西方人觉得你是跟我学的，你不怎么样，中国人也不知道你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前卫要有中国的符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进去，这样子会更好。

毕加索的东西说不定是随手勾的

广州日报：这两年艺考的热点问题很多，您对艺考的火热现象有什么看法吗?

方增先：现在的美术考试，听说是每个考生发一张照片，比如一张石膏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来画。真石膏有一个缺点，因为不同的角度，有些角度比较好画，有些比较难画，因此有很多家长有意见，觉得难度不同。现在为了摆平群众，就换成照片，这完全是错的，抄照片，跟眼睛看，是两回事。画一个石膏，或者一个人，放照片是没意思的，就是要看人，直接看人是最生动的，理解的角度也不同。

广州日报：现在的艺术生有一些是因为高考成绩不过关，没法上重点或普通高中，所以“退而求其次”来考艺考，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方增先：现在的考生，几千人加在一起的艺术素质，都没有当时“文革”后的那批学生好。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考生都有发挥长处的地方，有的搞物理，有的考化学或者数学，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干嘛要挤到画画里来?所以美术专业不大有人才出现，都被分掉了。说难听点，艺术是学不好的，艺术，就要有天赋，认为艺术可以学起来，不要天赋，这是笑话，根本不可能。

广州日报：您曾说现在的展览，中老年艺术家参加得太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