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初兴，闲逛之时，有了意外收获，竟然买到几册“大字本”的古籍。“大字本”是1972年至1975年按毛泽东同志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嗜书如命的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看书多有不便，于是“有关方面”根据其指示专门印制了这些版本特殊的新版“古籍”。据称，这类“大字本”印数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这些“内幕”是以后从网上看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书买来之后，如同其他书籍一样，就沉睡在书橱之中了。

闲来无事，忽然翻到这些“宝贝”，竟然眼睛一亮。我所买到的这批“大字本”，印刷时间约在1974年上半年，其中包括后汉王充《论衡》中的《问孔》、《刺孟》，《韩非子》的《忠孝》、《孤愤》、《说疑》、《说难》，以及《荀子》的《性恶》和《商君书·画策》。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都属于“法家”着作，毛泽东要求印制这批材料，主要是为了指导当时的“批林批孔”和“崇法批儒”运动的。《问孔》与《刺孟》是《论衡》中两篇独立文章，而《论衡》是王充的主要着作。他对《论衡》的着述宗旨曾作过自我介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所谓“疾虚妄”，是指“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他认为，“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对作》)由此可见，《问孔》《刺孟》只是王充针对他认为的孔孟学说中的“虚幻”与“华文”进行的学术批评。他经过对孔孟学说的深入研究，在《问孔》篇中，质疑孔子凡17事，在《刺孟》篇中，驳论孟子凡10事，都是针对孔孟的思维盲点、逻辑误区、概念错乱、行文语病以致前后抵牾、自相矛盾、大而不当等毛病，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逐一诘问之、驳难之，而且针锋相对，论辩尖锐。当然，他对孔孟的质疑、问难，还是严格遵守学术论辩的基本规范的，并不是简单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其目的只在冲破神化孔丘、迷信儒教的学术氛围，真正将其从香烟缭绕的古庙冷殿，还原到人间大地。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已是石破天惊。

《问孔》《刺孟》问世之后，因其议论“违诡于俗”、“不类前人”，不仅在当时就遭到一些腐儒迂士的种种非难，甚至在1700多年后的清代，《四库全书》仍指责王充，“《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近代以降，海门大开，世风大变，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于孔儒学说连带“问孔”“刺孟”的作者，在评价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赞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仅得一人焉，可以振耻。”(《检论·学变》)陈毅元帅当年走马山东战场，也曾赋诗赞扬王充：“早年颇爱王充书，问孔刺孟气象殊。此日摩挲重读遍，青灯有味忆当初。”(《读<论衡>》)至于“批林批孔”期间，王充的《问孔》《刺孟》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且印成“大字本”，呈上革命领袖的案头，此事如何评说，反倒颇费周章。由此可见，孔孟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始终居于尊崇地位，从先秦时期孔孟学说的创立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北洋军阀时代的祭孔复古到“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直到今天的孔子学院走向世界，孔孟学说的历史命运何止三起三落？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仅从文化角度来认识，无论推崇、辩护还是质疑、问难都是正常的。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仍将孔子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显然有倒行逆施、南辕北辙之嫌；反之，如果无视儒家文化与孔孟思想的内在文化价值，“粪土孔孟”，“骂尽诸儒”，以示某人如何革命与进步，当然也有数典忘祖、割裂历史之讥。“文革”十年，孔子也好，王充也罢，这些已经死去千年的思想家，都曾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