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照片在陈丹青背后。他瞧了一眼，称赞这张充满“狐疑”眼神的照片配得好，“我不知道我懂不懂毕加索，但是我看到毕加索的这张照片，他也不太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昨日，2011毕加索大展在中国馆举行了最后一场大师讲座，陈丹青的到场让现场座无虚席，主办方不得不另辟出一个厅，给没有座位的观众实时转播。陈丹青的演讲题目是《机遇与困难》，他简而言之，观众不必纠结于看不懂毕加索，开阔眼界能帮助理解，上海需要更多好的艺术展览追上世界的脚步。毕加索大展将于明年1月10日结束，1月5日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闭幕式，杨澜、姚明皆在主办方邀请的名单里。

毕加索已进入历史背景

陈丹青说，他1982年第一次去纽约，进入大都会美术馆或是现代美术馆，发现毕加索在西方早就“过时”了。“当你在西方的博物馆，根据时间脉络看，毕加索相当于中国的齐白石和吴昌硕的年代。毕加索的‘过时’不是真的过时，而是已经进入了历史的背景，变成一个山峰，变成一个记忆。所以，1980年代在美术界，在小小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开始关注二战以后，尤其是被称之为‘后现代新兴艺术’的，开始关心像杜尚、路易斯这些人，而他们如果来中国的话，观众又要说怎么回事，我们不懂。又过了将近30年，突然毕加索来了，绘画界差不多要忘记毕加索了……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是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关系。”

艺术的懂是没有穷尽的

本次大展之所以设立大师演讲这个环节，是因为很多人反映，看不懂毕加索的作品。

陈丹青说，在西方，绝大部分民众也未必喜欢毕加索，在他的时代，观众们更看不懂，“1907年左右，毕加索推出了《亚维侬少女》，它使美术史有了一个大转弯，但当时刚画完，除了毕加索的几个老朋友喜欢，其他人都不喜欢，这个画十几年以后才被人所认知。《亚维侬少女》之后，毕加索进入到一个严谨的立体主义风格，所以，像这样的作品，如果跟当时正在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起看，要比单独放在这么一个毕加索的展览中，对我们有更多的启示”。

陈丹青介绍，他读过一本叫《毕加索的成败》的书，其中谈到毕加索在60多岁以后再也没有画出重要作品的原因。书中说，毕加索虽然带着勇气、诚恳和经验往前走，但是因为他的晚年被名、钱、权和粉丝困扰，再也没能像年轻时代得到一些芭蕾舞演员、乞丐等给予他灵感，也没有像二战时期找到格尔尼卡这样的素材，如陈丹青恩师木心所言，“还是有才气，但是花已经枯败了，只是没有从树上掉下来”。“毕加索的一生，大家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我很想知道，是哪些观众在哪些作品面前觉得不懂，他为什么要懂，如果懂了对他有什么影响，因为艺术是跟每个人的视觉、每个人的内心在沟通，这个沟通如果被所谓的不懂所阻断会如何？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艺术的懂是没有穷尽的，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在认知一个艺术家，比如像毕加索这么一个丰富的矛盾的艺术家，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西方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开阔眼界有助理解艺术

陈丹青认为，想要看懂毕加索，眼界必须要扩大。他建议观众去看一下非洲艺术，看一下塞尚的艺术，看一下安格尔的艺术(新古典主义)，还要看一下希腊的艺术。陈丹青看毕加索是在1982年的大都会博物馆，“我非常佩服非常震惊。画画的有一个本能的恶习，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看的，但是又看不清，像打拳一样，不知道拳路怎么样。但是等我看过越来越多的画以后，再回到当年我特别震惊的一幅画面前，我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那是因为我的眼界在扩大，我对绘画的理解在丰富。一方面我越来越喜欢文艺复兴以前的画，一方面我又喜欢新的艺术，影像艺术、实验艺术，包括一部分文字艺术。他的魅力在我这边慢慢降温”。

陈丹青认为，观众不能轻易将一个艺术家视为神，更不能轻易在一件艺术家作品面前失去理智，“如果在一个好的场合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毕加索的画，我还是会比较激动，因为他有这样的能耐——这个家伙的生命感特别强，会感动我。但是我更重视的不是对一个艺术家的看法，你一定要认识很多的艺术家，最后你才会好好地爱其中一位艺术家，因为我们的信息是错位的，破碎的，所以我们经常不知道怎么面对艺术家，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对。当你一直在开阔自己的眼界，你会慢慢喜欢这种感觉，走进一个展厅，然后出来，会真实地跟自己说，这个展览怎么样，这个画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