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在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那么你将有机会见证一座伟大雕塑的诞生与奠基典礼，那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大卫是《圣经》中的人物，也是佛罗伦萨艺术所偏好的题材。根据最初的构想，这座雕塑属于佛罗伦萨大教堂东面屋顶的先知组雕，但是由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高达5.17米，重达6吨，如此庞大沉重的体量，教堂屋顶实在无法承受，不得不另选地点来安放它。于是，佛罗市政厅召集了30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众多艺术大家，例如达·芬奇和波提切利，来讨论放置《大卫》的恰当地点。1504年6月，《大卫》被树立在韦基奥宫(Palazzo Vecchio)，也就是市政厅所在地的入口前方，面向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

《圣经》中的大卫是一个牧羊少年，因为以弱小的身躯战胜了巨人歌利亚而为人们所纪念和传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则是一个伟岸的青年，全身赤裸，目光警觉，肌肉紧绷，与《圣经》中的柔弱少年形象全然不符。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不同寻常的形象与姿态，使得这座雕塑迅速成为佛罗伦萨保卫公民自由的完美象征。大卫所表现出的英雄气质，对于受到周边国家与美第奇家族霸权威胁的佛罗伦萨而言，正是众多市民心目中的渴盼与向往。于是，佛罗伦萨以拥有米开朗基罗而自豪，以拥有《大卫》而自豪。这是一段艺术史上的故事，然而也是优秀公共艺术诞生的完美实例。

《大卫》的原件最终进入了艺术博物馆，因为作品本身就是博物馆级的水平。当年26岁的米开朗基罗，是在与达·芬奇这样的成名大师的竞争之中，获得了《大卫》的订件委托;而在作品选址发生困难的时候，市政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听从的也是艺术大师们的建议;完成后的《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佛罗伦萨的骄傲，正是因为艺术家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与需要，成功地将时代感与现实性融入古代人物形象之中，抓住了市民们的心。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成就优秀的公共艺术，至少需要三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其一，有愿意参与公共艺术创作和相关事宜的杰出艺术家;其二，有能够做出明智选择与决策的政府;其三，有能够接受艺术创新的公众。可能在公众心目中，艺术家的形象更多的是梵高式的孤独行者，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之中。然而即便是梵高，也曾经在矿区传教，试图以宗教来救赎和引领苦难的民众。中国或许没有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大师，但是并不缺少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也被国际认可。而且，当代艺术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艺术，除去技术、形式等表达语言之外，最根本的就在于对社会、文化、历史、艺术乃至政治等多个现实层面的直接参与，这也是其当代性之所在。如此看来，还有什么比创造公共艺术更能体现当代艺术的本质与力量呢?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邱志杰呼唤建立公共艺术中介机构。他分析大多数艺术家、特别是装置艺术家是乐于见到自己的作品进入公共场域的，然而当代艺术家之所以没能大规模地介入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甲方进行交涉谈判的过程极为繁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有专门从事把合适作品推介给甲方的中介机构。”而回想当年，从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众多艺术家通信来看，即便没有中介机构，他们还是创造了伟大的公共艺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参与公共艺术，其实对艺术家也是一个挑战。目前的艺术圈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圈内看起来热火朝天，用艺术来讨论国计民生、文化历史，然而这些艺术与他们所针对的问题和民众，距离实在是太远。中国普通公众进入艺术博物馆和画廊的比率与频率，也远远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这些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自说自话又自己聆听而已。艺术圈内往往对于普通公众的艺术素养与水平持质疑态度，圈内认可的艺术无需经过公众的“检验”，面对艺术，公众是被动的接受者，茫然无所知。或许，好的艺术必然是精英的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在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