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要有志向，作为一个艺术家更应如此。

当代着名国画艺术家范曾先生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曾多次对中国画家做了品级上的划分标准，并坦言自己的坐标位置是“坐四望五”。尽管这个观点的公示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由赵忠祥先生的《岁月随想》首次披露，但是真正引起世人普遍关注，并由此产生种种热议的，则是在最近的一个时段。笔者曾对范曾先生的艺术、哲学思想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和研究，觉得这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些由于理解不同而产生的误读因素，所以不揣冒昧地对此发表个人的观点，以就教于这个问题的批评者。

从中国古今艺术品类的表现来看，绘画是鱼龙混杂最严重的一个领域，作品的水平呈现差距悬殊，绝大多数业余绘画的水平低于专业绘画，这是常规;但历史上的绘画巨擘又大多在这些业余画家中间产生，譬如边为官边作画边成名的文征明、郑;;边出家边作画边成名的八大山人、石谿、石涛等。所以，对于画家水平的品级定位比较复杂，既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票友”来区别，也不能用专业与非专业来划分。从赵宋时代开始，就有了对历代高级别画家的品级划分标准，比较典型的是北宋时期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划分的“逸”、“神”、“妙”、“能”四个级别，再往下的凡手俗画就不入品了。

范曾先生幼承庭训，尽管中年以后以书画闻名于世，但他首先是一位传统文化根柢深厚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中的文学、哲学、美学、绘画等领域有着深刻而独造的研究。根据他对中国绘画史的观察和理解，将古今画家共分为九个等级。他在《吟赏丹青》中说：

我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受到启发，中国的管制不是一直沿用九品中正制吗?我就想，画家也可以分分品级嘛，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把画家分为九个级别，有正六级负三级。正六级的最低一级是画家：基本上画出的东西能够赏心悦目，至少视觉和感官上不会使你讨厌;第二是名家：风格独特;第三是大家：置身于大家行列，也就是独具突兀、不同凡响，自然会天下云集而景从，其影响所及，能够达到让天下人风起云涌地跟着他走;第四是大师：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生华;第五是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不世之才，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若举庶几近之者，西方的米开朗琪罗有点接近，东方的八大山人有点接近。

说到负三品就惨了，第一级是比较好一点的：不知美为何物，终身勤于斯而不闻道……可到底美是什么?他不知道;第二级：与美南辕北辙……这个基本上已经不是病在肌肤了，已经病入骨髓了;负三级是最厉害的，可以讲已经病入膏肓了……对美有着本能的仇恨。范曾先生的九级划分法基本上涵盖了古今所有中国画绘画者在美学坐标上的位置。不管这种划分法是否存在统计上的纰漏，其设计形式是科学的，同时具有重要的绘画批评意义。范曾先生的九级划分法借助了数轴的排列形式，把概念上的“绘画”设想为数轴上的起点“零”，数轴的数值规律是，“零”左侧的正数，数目越大数值越高;右侧的负数，数目越大数值越低。范曾先生的生性豪放、嫉恶如仇，最不屑与历代(包括当今)画坛的恶俗为伍，所以独出心裁，将历代画人以正负级划分：正品以第六级为最崇高，负品以第三级最恶劣。这，显然是范曾先生针对古今绘画艺术水平而设定的评判标准，与历代职官的秩序排列没有必然的形式和内在方面的联系。有人以此诟病他不懂中国的历代职官制度，如果这种批评是严肃的，真的以为早在1955年就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范曾先生不懂中国历史上九品中正的官秩排序，那么他的思维就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幼稚了。

人们因不理解而热议的，是范曾先生坦言的“坐四望五”。有些人认为他自封“大师”是狂傲不羁的大话，其实，如果稍加客观地分析就可以明白，范曾先生所说的是大实话，中肯、客观而不带有水分。在范曾先生的标准中，对正四级大师的描述是：“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升华。”范曾先生的绘画师从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诸先生，通过以对潘天寿、任伯年以及八大山人的参悟借鉴作为跳板，一跃而直追宋代梁楷的简笔泼墨气格，得水墨酣畅、张力充沛的艺术特征。在他的笔下，有对古今大师的云烟供养，更多的则是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正果。他的作品所传递出来的哲学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气息，完全可以感动、影响甚至左右他的读者的即时情绪。我们可以有各种理由不相信艺术评论者对范曾先生的评骘，但不能漠视他在国内外规模空前的巨大影响力之存在，和数以亿计的收藏者、追随者对他作品的心仪，仅从这种影响的规模上看，他将自己的坐标位置定格在“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的第四级“大师”级别上，大概可以允为不谬。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他的自我定位也没有一枝独秀地拒绝与他人荣誉共享，他很客观地承认，这个时代的第四级大师团队应由若干人组成，只是其间(包括自己)尚没有人能够达到足以傲视群雄的第五级(巨匠)巅峰地位，这说明范曾先生的自我定位完全是基于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表述，既不是自狂，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对他人的社会评价。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行诠释：所谓“坐四望五”，其实是范曾先生以既有的位置为起点，为自己规定的一个更高的艺术追求目标。他大胆地向所有喜爱他的艺术的人，宣布了自己未来的，而且估计是极难达到的理想巅峰目标和鞭策理由，希望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能够接近或许达到第五级“巨匠”的艺术境地。

他，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艺术未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大实话，如此而已。

任何一位真正学者，都会生活在一个不断企盼自己对未来社会价值有所提升的憧憬之中，他们对自己的价值预期往往是超前、甚至是超能力的，却总是在自谦的语境中表达出来，这里面既有早已将自谦等同于道德修养完善的传统文化因素，更是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练就的下意识自我防护的本能，他们往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争取多为人民做贡献”之类的自谦辞作为对未来瞻望的表达。凡是在上世纪中期以后与各界前辈有过交往的人，都能够耳熟能详地回忆起这些和蔼而谦逊的回答。同样是表达自己对未来的追求，范曾先生似乎更个性化一点，快人快语，直截了当。他坦言自己“坐四望五”，其实与“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争取多为人民做贡献”属于纯粹的异曲而同工，都是大实话，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令人悲催的是，范曾先生的直抒胸襟，竟不能免于来自艺术批评方面的舆论讦扬，可见实话实说是一件多么简单而又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看到一篇有关的文章，作者用启功先生自拟墓志铭中“身与名，一齐臭”的词句，通过对比来讥讽范曾先生“坐四望五”的“狂傲”。笔者以为，启先生的这篇自撰墓志铭写于“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近30年政治运动的痛苦经历，把这位皇室后裔锻炼出超常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后人对这段所谓的“墓志铭”千万不能信以为真，那是启功先生不慕闻达，但求无罪的“避祸宣言”。启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艺术大家，没有理由希望自己能够真的遗“臭”万年。墓志铭是什么?墓志铭就是埋在坟墓前面的石板上刻写的有关逝者生平、事迹、荣誉以及评价的文字。墓志铭的撰、刻目的，就是要延长逝者在历史上的影响，垂范后世，以求名节的不朽。启先生自撰墓志铭的行为本身与所撰墓志铭的内容是矛盾的，所以“身与名，一齐臭”并不是先生的自谦辞，而是在“文革”运动的惯性作用下，一位惊魂未定的花甲“旧王孙”，战战兢兢地通过这种“自我批判”方式来加厚自我保护的兜鍪甲胄金钟罩而已，与范曾先生对艺术未来追求的直白表达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一旦把两件没有可比性的事放到一起硬性比附，就会让本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带上一点“拉郎配”的喜剧讥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