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已经开幕三个多月了。中国馆的表现，在国际艺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海外媒体普遍关注。6月1日威尼斯双年展媒体开放日这一天，中国馆登上了“新闻观察网”(www.newsobserver.com)的“该日最佳”(The Day’s Best)。6月2日中国馆开幕这一天，中国馆成为“过去24小时最受外媒关注的中国新闻”。随后，中国馆还被评为本届双年展“五个最值得看的展览”之一。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美国的《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等主流报刊，都发表了赞扬中国馆的评论。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Curtis Carter)和现任国际艺术史协会主席安德森(Jaynie Anderson)都认为，中国馆是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最好的部分。

从本届中国馆的成功举办，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创意先行。由于威尼斯双年展以推动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当代艺术着称，再加上中国馆的展览条件有限，本届中国馆的展览采取了创意先行的策略。我在策划展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中国馆的理念，而不是艺术家和艺术品。在我提交给专家委员会的策划方案的第一稿中，除了阐释“弥漫中国味”这个理念之外，我没有提及任何艺术家，也没有提及任何现成的艺术品，我只是根据与理念、场地等因素的关系，构想了五件作品的方案。也许有人对这种理念先行的策展思路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但是，回过头来看，这种理念先行得策略在威尼斯是成功的。《环球时报》发表哈维·邹定(Harvey Dzodin)的《“弥漫”入侵》(“Pervasion”Invasion)一文，指出“中国馆被称之为威尼斯双年展‘最有创新的’展馆。”因为中国馆属于极端的异形展馆，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艺术家为中国馆创作作品。如果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中国馆中展出的作品就很难形成整体，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馆的方案公布不久，就有不少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如，芝加哥艺术学院着名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就给我写邮件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方案好极了!想法高妙。将感觉、美和尤其是情感感受结合起来，这在当今艺术界中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个方案与当代北美和法国对‘感受理论’的兴趣非常接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感官、它们之间的联合、它们产生的情感和心绪。”维克森林大学着名当代艺术史家鲁宾(David Lubin)在邮件中写到：“中国馆的方案非常迷人，而且对威尼斯特别合适，我相信威尼斯是西方香水生产的原发地之一。作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也是欧洲从中国进口香草、香料和药物的首要通道，你所选择的主题，美与味，构思十分巧妙。……所有作品加在一起进行展示，以一系列富有刺激的相互交换的方式，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视觉与非视觉、感觉与观念的存在形式混合起来。我相信作为一个整体，作品将给每一个参观中国馆的观众提供一种光彩夺目的、乃至振奋人心的审美经验。”

第二，因地制宜。威尼斯中国馆由一片草地和一个废弃的油库构成。油库里放满了巨大的油罐，几乎没有像样的展览空间。油罐还散发着很强的柴油气味，展览环境十分恶劣。凌乱的空间和腐臭的柴油气味，是中国馆的两道难题。威尼斯中国馆因此被公认为是条件最艰苦的展馆。为了解决场馆的难题，我选择“弥漫”作为中国馆的主题，用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气味作为弥漫的载体。气味的弥漫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可以将凌乱的空间组织成为整体。同时，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气味，可以掩盖腐臭的柴油味，避免观众在观看作品时会因为柴油气味而感到胸闷。在展览方案公布不久，美国着名批评家理查德·维恩(Richard Vine)就在《美国艺术》上发表文章指出，“这种策略也很好地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中国馆位于军械库最后一个黑暗的工业空间，里面有一排排生锈的曾经用来储油的大桶，有时候也被称作油库，它还残留较弱但诡怪的石油气味，有时候还混合威尼斯夏天水沟里发出的腐臭气味。对于这些令人难堪的条件，彭锋的方案从视觉和嗅觉上给出了机敏的回应。”从空间利用的角度来看，原弓的《空香》和杨茂源的《器》尤其成功。原弓的《空香》装置，将24台功率超强的超声波加湿器隐藏在油罐顶上，可以说没有占用任何展示空间。杨茂源的《器》将大大小小五千多个陶罐摆放在被油罐切分开来的各种异形的小空间里，一方面利用了根本就无法用作展览的空间，另一面将零散的展览空间联系成了一个整体。从解决柴油气味的问题上来看，馆内的四件作品都做了较好的贡献。原弓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檀香气味，杨茂源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风油精气味，梁远苇作品中散发出来的白酒气味，潘公凯作品中散发出来的莲香气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馆内柴油气味给人造成的不适感。中国馆对场馆的利用，得到了批评家的高度赞扬。在看完展览之后，英国着名批评家杰夫里斯(Tom Jeffreys)发表文章指出，“对于整个威尼斯双年展来说，一个最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许多艺术家对于在威尼斯做展览所遭遇的独特的挑战和时机都漠不关心。在军械库里，唯一真正充分利用令人惊异的旧兵工厂的，是中国馆。以弥漫为主题的展览，不仅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而且运用干冰创造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梁远苇的作品将技术和荒谬适当地融合在一起，杨茂源的小陶罐装置与建筑中怪异的、充满陈年老铁的通道形成辉煌的对照。”不过，与解决空间问题相比，在解决柴油气味问题上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首先，由于馆内的柴油气味不可能消除，中国馆的作品的气味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有时候作品的气味盖过了柴油气味，有时候柴油气味盖过了作品的气味。其次，威尼斯双年展展期长达半年，中国馆某些作品的气味很难维持很长时间，随着展期的推移，中国馆的作品的气味会逐渐减弱。第三，我们选取的绿茶、白酒、中药、熏香、荷花等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气味，本身比较文弱，要求相对洁净的环境，在充满柴油气味的油库中它们的魅力不容易体现出来。因此，有不少观众因为在中国馆没有闻到明显的中国味而感到遗憾。维恩在他的文章中就指出，“今年的展览，北京大学美学教授彭锋带来了五位艺术家创作的装置。每件作品按理都得带有一种香味。遗憾的是，这些香味通常微弱得不容易察觉。”[9]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将油库的气味彻底改变过来，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第三，文化后盾。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用了不少中国文化概念和元素，比如五味、羊大为美、柔弱胜刚强等等。有了这些独特的概念作为后盾，中国馆的展览显得与众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着名美学家舒斯特曼在一篇对我的访谈中，着重谈到中国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维恩在评价中国馆方案时也指出，“彭锋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策划案，有意要给国际观众介绍难以捉摸的‘中国性’概念。他的‘弥漫中国味’的展览，将展出五位艺术家的装置作品，每件作品散发的气味都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关联。”在看完展览之后，维恩甚至认为，有些观众会在中国馆的展览中感觉到“有一种民族主义复活的暗示”，从而感到不太舒服。不过，维恩承认，中国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达上是非常成功的，他对中国馆的展览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解读，在众多外国批评家中是比较深入和中肯的。他说：“今年中国馆中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那件最不具体的作品。原弓的干冰雾，在草地上定期升起同时充满展馆内部，让人想起传统山水画的充满雾霭的空间;而且，它也让人想起那种微妙、柔韧、直至无所不包的弥漫性，凭借这种弥漫性，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吸收了众多自称为它的征服者。”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并不矛盾。不仅如此，如何我们能够将传统文化引入当代艺术，就可以让后者变得更加强大和更有内涵。

第四，大胆实验。尽管中国馆用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材料，但是我们并没有简单挪用传统文化符号，而是对它们做了当代转换。中国馆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大型装置，与传统艺术样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不仅如此，即使与当代装置相比，中国馆中展出的作品也显得更有实验性。首先，中国馆的作品在挑战习惯的艺术作品的概念。这五件作品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因为它们的边界都不确定。以原弓的《空香》为例，真正的作品是时隐时现的雾，它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边界，我们甚至很难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装置。由于中国馆的作品很难归入以往的作品类别，因此中国馆的作品是很难被收藏的。我在构思中国馆的理念时，就有意识地注入了反对艺术商业化的内容。我希望中国馆的作品如同有时间性的生命一样，在威尼斯诞生、成长并死亡。中国馆的作品最终在威尼斯消失，而不是进入美术馆或者流入藏家手中。其次，中国馆的作品在挑战视觉艺术的极限。由于不断的实验和挑战，视觉艺术的可能性几乎被穷尽。通过与观念的结合，与听觉的结合，视觉艺术开辟出新的领域。但是，中国馆的作品将视觉艺术的领域扩大到了全部感觉领域，不仅包含视觉、听觉在内，而且容纳了嗅觉、味觉和触觉。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中国馆的作品旨在唤起观众多重感官感受。比如，英国着名批评家斯宾塞(Rachel Spence)指出：“面对军械库中最有启发性然而又是最有挑战性的空间——一个巨大的老旧的仓库，排满了十分难看的油桶，中国艺术家五人组，以一个变幻莫测的、多重感官感受的诗篇一般的展览来进行回应。”更重要的是，中国馆的作品一方面能够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当代技术。批评家侯赛因(Takir Hossain)就指出：“中国馆的作品显得柔软而精妙。绝大部分作品都富有技术含量。”通过与高科技的结合，通过大胆的实验，中国馆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内含不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而是与当代文化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处境以及她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传播青睐。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受到各个层面的传媒的青睐。由于经费有限，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没有邀请一家媒体前往报道。但是，中国馆的展览却是最受传媒青睐的展览。首先是受到最原始的传播方式即口耳相传的青睐。在我们布展初步完成28日，在军械库布展的其他艺术家纷纷来中国馆观看云雾的弥漫，一群艺术家甚至把在场布展的艺术家原弓给抬了起来。第二天，在伽蒂尼和其他地方布展的艺术家也纷纷前来观看中国馆的作品。为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服务的摄影师和为意大利国家馆服务的摄像师，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对中国馆的作品的记录上。中国馆一时名声在外。在30日vip开放日这一天，中国馆吸引了许多着名美术馆馆长、策展人、批评家和艺术家前来观看作品。其次是受到网络媒体的青睐。有关中国馆的图片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其中中国馆的一张图片被“新闻观察网”(www.newsobserver.com)评为6月1日这天的“该日最佳”(The Day’s Best)，另一张图片在6月2日被评为“过去24小时最受外媒关注的中国新闻”。有关中国馆的图片和视屏，在网络上盛传。第三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青睐。美联社、《金融时报》、《美国艺术》、《威尼斯新闻》纷纷发表中国馆的文字新闻或图片新闻。在中国馆开幕当天，威尼斯电视台做了长篇报道，欧洲各国的电视台都报道了中国馆开幕的新闻。第四是受到批评家和美学家等艺术研究者的青睐。着名艺术史家和艺术策展人、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文学院艺术史系教授弗兰(Italo Furlan)、威尼斯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哥尔德尼(Daniele Goldoni)和德瑞翁(Roberta Dreon)、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Curtis Carter)纷纷撰文称赞中国馆。着名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也将着手撰写文章，专门阐释中国馆的作品与他的身体美学之间的关联。中国馆的展览受到西方学术界如此关注，这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馆之所以赢得各个层面的媒体的青睐，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馆的作品具有强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一方面来自于与观众的亲切互动，如同弗兰在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在中国馆的现场我看到许多拿着陶罐满是欣喜的游客，‘弥漫’在此时不自觉地扩散开来。”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馆的作品与众不同。与绝大多数展览追求视觉刺激不同，中国馆给人提供多重感官感受。正如维恩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馆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她舒缓了整个双年展的视觉压力，尤其是舒缓了她的意大利邻居让人抓狂的感觉(充满太多糟糕的作品，太多炫目的展示)”弗兰将原弓的作品视为今天威尼斯双年展上的“首个惊喜”。他在文章中还写道：“中国馆的这次双年展亮相是成功的，在一众贫乏的作品中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在此允许我特别感谢智慧的策展人彭锋的完美思路，他与艺术家们是伟大的东方艺术的创新者，给西方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华丽的东方气息的视觉和嗅觉的盛宴。”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馆的作品以一种非常当代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特征。弗兰在文章中写道：“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为‘启迪’，这是一个纯粹的哲学主题。中国馆巧妙地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进行了转化，‘光的启迪’和‘味的扩散’相对应，中国文化的‘五味’加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但却伴随着新奇的媒介物出现，一场‘弥漫’的硝烟在威尼斯悄然释放着其潜在的巨大力量，这样敏锐有趣的观点来自中国馆具有创新精神的策展人彭锋。”德瑞翁(Roberta Dreon)认为，中国馆的作品有助于她认识到欧洲文化中被人忽视的某种审美特征。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来自中国馆的作品建立在身体感受的基础之上，它们所引发的经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具有一种特别的跨文化的意义。在这个语境中，跨文化意味着它们说出了某些有关我们自己的审美文化的东西：它们让我从我们典型的西方文化中选出某些方面，让这些方面变得特别的明显，或者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关注这些方面，它们给我提供了一种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化遗产的契机。”哥尔德尼(Daniele Goldoni)则从中国馆的作品中看到“某些西方美学的另一种终结”。这次中国馆的展览引起多层面的欧美媒体的一致好评，对于中国形象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瑞典东方博物馆工作的司汉说，中国馆对于中国形象的宣传效果，远远超过近来中国政府斥巨资所做的专门的形象宣传工程。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第六，学术目的。本届中国馆从方案公布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媒体众多议论和批评。这些批评无非集中在主管部门、策展人和艺术家在利用威尼斯双年展追名逐利。我可以坦白地告诉这些批评者，他们完全低估了学术的力量。我不否认，当代艺术界有一些事情可能跟名利有关。但是，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完全是以学术为目的，无论是负责评审方案的专家、策展人还是参展艺术家，都是从学术角度做自己份内的工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有一种强大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借助威尼斯双年展的机会，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中赢得尊重。同时，从纯学术的角度，做出一次将传统与当代结合起来的尝试，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我想我们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与使命感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相比，国内的批评者心目中盘算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小了。如果我们有更多人有这种具有使命感和科学精神的“大心胸”，而不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计较名利的“小算盘”上，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大繁荣就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