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座城市的综合价值通常有几个部分：历史、人文、生活、幸福指数的高低。对成都而言，前两项的历史、人文指数无疑是丰厚的，它决定着城市的生存韧性和发展力度。而在生活和幸福指数方面，成都的得分也一直居高不下，构成了它独有的面貌和迷人的魅力。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蜀时期，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中心并辐射四方的文明，已经具备了相当发达的社会生产实力。而在此后的西汉及各个时期，依仗着都江古堰源远流长的富庶资源，上天赐予成都平原的流金宝地，使得这里商甲云集，都邑成群，人文市井，繁荣一方。蜀文化的深厚根基与一脉相承的人文张力，历经风风雨雨改朝换代，愈显钢柔相济意味深长。不管是一代文豪还是政界显要，不管是商界名流还是艺术宗师，共同构筑了鲜亮的城市品牌。这些勤劳智慧的先哲们的泱泱钜献，在历史文化厚重的卷宗里，熠熠生辉。

20世纪，是世界艺术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现当代艺术的浪潮，冲跨了传统文化封闭与单一的格局，使得艺术思想与表现方式获得极大丰富。进入新世纪，这种势头有增无减。而成都，也注定会在这场文化历史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管是陆续走出的着名艺术家，还是不断出彩的新艺术家，构成了这里持续强势的艺术格局，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十分重要的区域板块。在一个远离政治与经济中心的乐土上，袍哥文化的绵长遗韵，生活方式的散淡随和，侠士包容的生态气度，加上美食泛滥，美女如云，艺术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心态是健康平和的。如是，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当代艺术问题、生态问题、历史文化问题。在亲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苦难伤悲，成都艺术家们几乎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工作，更彰显着他们的慈善品德和人格魅力，也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续写了新章。作为国内外着名的艺术家和“蓝顶”的领军人物，周春芽有着突出的个人艺术面貌及亲和力。他的“绿狗”系列作品，将狗的形态记忆与色谱记忆分离，并将由人类总结的动态情感元素与静态审美元素按艺术家的个人愿望重新构合，这种意向图式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价值讨论平台，其观念趋向也超出了人们既有的对“架上”作品的审定标准。“桃花”系列，则是将生活经验中的某些象征元素与个人体验、创意趣味融合，超越了对象的物理层面，发散出多义的人文情怀。

着名艺术家何多苓，在生活和艺术品味的修炼中，有着独到的个人经验。二十多年来，在类似太极的不断发力中，其营造的灰色的意境里，蕴含和释放着多彩的浪漫激情。他的女性系列作品，将不同国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的女性个案用类似“女书”方式向人们娓娓道来，有的厚重丰盈，有的轻松飘逸。在幻化无常中，情知欲念迷离纷飞。可感无可知，可知无可感。对他而言，绘事早无技术难题，有的是生活与精神历练的正常支出，有的是对世态感悟的个性化点评，有的是自我情趣释放的惬意快感。

郭伟的作品，直面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单元：人类从穴居到半穴居到地面建筑，样式的推陈出新千差万别，生活存在都围绕着“室内”来做文章。不一样的建筑包裹着本质异同的“室内”，演义着内容丰富千差万别的生存版本。“在形式方面，他迷恋于一种‘极少主义’境界，色彩简洁、时空静止、情绪模糊、不温不火。每当他发现自己的语言不再特立独行时，总是及时掉头，甚至另起炉灶，而且，凭借着坚韧的创造力，他总是能够找到全新的归宿，毕竟，他老练的写实功力是无庸置疑的。”赵能智的“表情”系列，以自我形象图式为借口切入人格化的社会“表情”主题：个体的“表情”反映自我生存的体验感受，社会的“表情”折射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展的质量优劣反馈的社会生态信息。“表情”的喜、怒、哀、乐，是内在生理与心理体验的外在反映。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表情”的真伪实质，没有什么可资推敲的逻辑性。只要人类存在，亦或是生物圈存在，有关“表情”的故事就会没完没了演义下去，而对于艺术家，对此的关注和表达也会继续下去。

何工的艺术，穿插着东西方文化的体验与感悟。“大餐”系列，超越了世俗的饮食层面，将来自民族意识和政治形态的精神混合体，经过特定图像通道，在笔触的杂叠和色彩的迷乱中徐徐释放。不同国度，会有不一样的民族伤感和文化阵痛，也有异曲同工的表述和宣泄方式。游走于跨时空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总是无法摆脱对伤感的亲历和对痛苦的体验。对他们而言，批评精神乃是人格确认中不可或缺的。就个体而言，创造和改造一个世界不易，但尽力而为地去丰富它，却是可行的。

罗发辉的艺术表达，在“玫瑰”、人物和衍生的复合风景中交替进行。不同的图像里，依作者所愿生呈不同的表述内容及情感方式。出自西方的由玫瑰传递情爱信息的文化模式，在本土语境里早已被“混血”得面目全非。物换景移，乾坤动转，物是人非。不同的物理资源，不管你曾有过多少附加因素，在此运动情形中，“变态”是必然的。“玫瑰”作为情爱传递的使者，其浓艳煽情的色泽与带刺的植物属性，象征着人类在以情欲为代表的各种物欲作用下的混乱内幕。

余极的艺术方式，充满了多变和不确定性。关于“洗脚图志”作品，他曾自述，是“对中国都市洗足女所作的社会学的一种日常经验记录，一种与她们相处的特殊情境中出于主动与之建立互相指涉的复杂文本关系的记录，以此揭发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期待心理、享乐主义、虚情主义甚至一种虐恋的施暴情结。”作者用独特的方式与视觉敏感，触及到了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而他更多的行为作品和观念摄影作品，旨在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发表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见解。

邱光平的艺术人生，有着厚重的“马”的情结。他的自我解嘲并非一时性起，其身上流淌着放荡不羁的原生野性，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我行我素的生存态度。这些个人经验，帮助他找到了画马的合理途径。他发现，马其实和人类一样，也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外化为灿烂多姿的个性表情。由于艺术家对“马”的非同寻常的人格化关照，也就不难理解那些更多来自人类和个人经验的文化元素，在与“人”与“马”之间，常常混沌交织，身份莫辨。

吉磊的艺术，有着新生代群体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生存逻辑，以及与时代同步的人格价值观。他的“传说”系列，在对特定年代意识形态图像的借用挪移中，追问虽已久远但却不能忘却的社会苦难，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重新讨论的意义。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蹦极跨越，也使得这种讨论不可避免地删除了严肃沉重，多了些轻松调侃。“幻境”系列，将来自生理的药物的自然的社会的不一而足的原因导致的情境虚拟，用个人化方式重组秩序，显然，多异性将是必然的。肖克刚的作品，在一种貌似平静中，释放着奔腾刺激的个人情感。而其中，“功夫”是思想宣泄的工具，思想又在不断地经验积累和释放中催生。两者互动共生，既是一个艺术家终生面对的课题，也是他者对其价值评判的依据。他的作品中，不管是用“人”还是用“鱼”用“景”作借用资源，都有着其鲜明的个人态度，和针对性的图像内容。一般来说，要走出困扰当下的文化阴影，艺术家找到鲜明的个人面貌是重要的。

廉学洺的个人经验，有着鲜明的特色。生活中的起伏跌宕，带着些苦涩甜酸。一路不寻常地走来，一路也在播撒着他的希望。 其作品“黑洞”系列，可能和臭氧问题有关，可能和生活中的细节甚至情色相关，也可能是与外界并无关联的精神思维框架的物态虚拟。“苦瓜”系列，存有一种反物象的精神情结，隐喻着对社会的认知。这种认知，对于丰富艺术家的修养，是有益的。郭燕的艺术，有一种新都市寓言的象征意味。其出发点，是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的思考。《紫色印象》和《飘》系列的基本框架，是城市与男女。而“男女”，既是构成社会阶层实体的基础单元，也是诸多问题的源头。当人们的各种困惑日益加深时，对原始自然的渴望也越强。在城市的暮蔼中游弋的生灵，乘“飞毯” 飘荡的男女，有紫色的温润与诱惑，有灰色掩隐的病灶与危机，有寓言化的荒诞与浪漫。符曦的作品，面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示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和无奈，也隐含她对问题的个人态度。以女体本身为资源，从女性视角切入，附带着扭曲和伤痛，以及不顺大流的逆反态度，是作者对问题的拒绝趋同的回应。在作者精心制作的系列“秀色”面前，我们是否还能沉湎于对“花”的和“女性”的表层迷恋?对女性艺术而言，要涉及的不仅是性别，更重要的是基本权利受限而导致的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

多元的当代，为艺术作品方式与出展方式的多元性提供了尽可能丰富的实验平台。尽管社会现实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这却是社会魅力的重要方面。艺术家也许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却可能给社会注入不断丰富多变的活力。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常得益于艺术的介入，而艺术的幸福指数提升在于不断作为不断求新。只有在创造的快乐中持续增加收获积累，我们才有了将艺术进行到底的理由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