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社会，皮影戏曾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北京被称作“纸窗影”，在湖南叫“影子戏”，福建叫“皮猴戏”，黄河流域一般叫“驴皮影”，各地称呼不同，唱腔也有异。如今，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影视等新的传播方式都在挤压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民间团体与民间艺术在加速瓦解。同时，年轻人大多不愿意继承和学习老一辈的技艺。曾经我在山东杨家埠考察年画时，在老艺人家里看到一位日本女孩在学习，却很少看见当地的年轻人学。与欧洲和日本相比，我们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缺乏认识、热爱和传承的自觉。此外，我还有另一种担心，那就是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倾向。毕竟，产业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就会伤害了艺术的原真性。例如皮影戏，它有两种艺术成分，一是戏剧一是美术，构成独特，价值很高。如果太追求产业效益，很可能偏重好卖钱的皮影，丢弃了演出，这样作为非遗的皮影实际上就消失了。还有，我在陕西发现一些皮影用机器来压制，虽然产量大、销量高，但传统手工技艺会很快消失。

我认为对待文化遗产，有几条原则不能改变：一是经典作品不能丢，可以发展新的内容和题材，但要保留传统代表作;二是地域性不能改变，保护文化遗产，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第三是手工性，也就是人的成分不能丢，因为艺术是人用心灵和双手创造、用生命情感表达;机器制作的东西没有生命感，唱戏不能用电子音乐和录音取代。有些传统艺术如皮影、木板年画，我赞成帮助它们进入现代市场，但不能一股脑儿地都进行产业化。帮助它进入市场，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其艺术本身及其精华，而不是一味地获取商业利益而伤害艺术的本质。

当传统艺术进入市场，学者应该进行跟踪调查。在日本，每一项非遗周边都有一群学者在跟踪研究与帮助，但我们的许多非遗项目都是艺人们自己在市场中乱闯。我们的民间文化已经遇到了困难，文化学者应该主动走下去，承担起时代使命。另外，政府应该拥有文化自觉去支持和帮助民间艺人，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应该是政府。但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对跟政绩挂不上钩的事不感兴趣。一些非遗的保护基金也落不到艺人手上，国家支持非遗和传承人的经费，常常被用于建造华而不实的所谓非遗博物馆、演示中心和文化生态园，成了政绩工程。现在，我们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政府是非遗法的执行者，应该承担起责任，对文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