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刘承华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的神韵》一书中指出，“韵”是中国艺术最高之美，相对于“意境”，它是更加贴近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的审美范畴，即是说“意境”，还不能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范畴，因为它只是对中国艺术魅力的一种状态描述，而不是对其审美特质的揭示。

中国古琴的音迹是抛物线型的，这种抛物线型的音迹不同于西方音乐的链条型，链条型音迹可以用形式逻辑加以分析、解剖，而抛物线型音迹不可分析、解剖，其运行轨迹牵引着你去追寻、去探究、去捕捉，但又总是捕捉不到，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捕捉不到，但又并非一无所获，正是在这种追寻、探究和捕捉中获得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

刘承华先生关于古琴音迹的论述使我们想到了中国书画的“线条”，“线条”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但是“线条”里有“气”有“韵”，线条运行过程中的方圆粗细、浓淡燥湿、转折顿挫、中锋侧锋等等讲究中都暗含“阴阳”互补之道，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线条”对应于水墨画中的“笔”(用笔)，但实际从广义上讲，以毛笔或其他工具运墨、用墨时，还是构成“线条”，因为一块块的“墨”连袂一气就是朦胧起伏的线条，因此是谓“笔中有墨，墨中有笔”。“线条”如同音乐中的抛物线音迹一样本身就有“韵”——通向玄远，同时这种以水墨构成的线条本身在色相表现上又颇具“气韵”——通过运笔的各种讲究，再加上中国画坚持以水墨为正宗，以“墨”的色相以示玄远、深微，三种条件加起来，我们可得出结论：中国画在艺术精神上是以“韵”为旨归的。因为“韵”通向“抛物线”(线条)所指引的玄远之境，韵是气的依归。

古人认为“气韵”难求，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墨，即在轮廓中点染渲晕；发于笔，干笔皴擦，力透而光自浮；发于意，我欲如是而如是，疏密多寡，浓淡干润，各得其当；发于无意，凝神注想，流盼运腕，不意为是，而忽然如是。虽然这儿“气韵”生动效果的取得，有难易程度上的区别，但它实在是要求一幅作品的方方面面皆不得马虎、草率，因为从“气韵”兼举所对应的东方式的宇宙创化论的立场上来看，“六法”、“六要”，甚至更多的新生的表现手法本身都必须遵循“气韵”兼到的创造原则，按照石涛的“一画”理论，“一画落纸，众画随之”，可是如果“一画落纸”，中间在用笔、用墨、物象、布局、题款、用章任何一方面，一个局部出了问题，也就破坏了整幅作品的“气韵生动”的格局，最要命的是创作主体在起笔绘写之前，并没有掌握那“一画之洪规”，那么他下笔以后，一笔不到，笔笔皆不到，则无可救药。

“韵”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神秘，从哲学的终极追问上来看，确实如此，可是从主体的感受性上来看，不过就是指“有余意”，“有想象的余地”。可是我们尊敬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韵”，又绝不是搞观念艺术，在作品中只求观念、意态、意趣、韵致，而抛弃绘画的形、色、类，罔顾个体的感受以及经由个体而领受到的时代精神、时代生活内容和生活经验。

当代画家应该在充分认知“气韵”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首先从培育主体的气韵开始，在个人修养上下一番苦工夫，然后笔墨紧追时代，意趣紧贴国画主脉，折中古今融会画理，勤学苦练、巧练，将学习与巧悟结合在一起，方可能做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