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收藏家盖-尤伦斯很久没有面对中国媒体了。从2010年秋天开始，关于他的传言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直没停过。比如民生银行与尤伦斯的“重大合作意向”无疾而终，比如2011年2月初美国《艺术新闻》报道称尤伦斯夫妇有意逐渐从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的运营管理中抽身，寻找中国、欧洲有实力的长期合作伙伴共同运营。2011年4月，尤伦斯在香港索斯比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上，挂出了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更是引得当代艺术界议论纷纷。

尤伦斯并未讳言有意将自己的当代艺术收藏“整体出售”，只留少量重要作品，但约2000件的藏品规模，很难找到一次买断的下家，他不得不“分批拍卖”。这106件藏品的出售，有国内评论家称之为“抛售”，并推论“欧美艺术投资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失去信心”。2007年底在北京798艺术区揭幕的UCCA，目前仍然是艺术区最大规模的艺术机构，也仍是国内惟一由西方收藏家个人创办的民营非营利艺术中心。在UCCA之后，多家西方一流艺术机构如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现代美术馆都曾到北京寻址，计划在这个当代艺术市场突然“井喷”的地方开设分馆，但最终没有一家落地。中国当代艺术界从来没有看好过UCCA的前景。艺术中心开张典礼的奢华手笔令四周哗然，主要由西方人组成的管理层意味着昂贵的运营成本，而中国不像欧洲发达国家，对民营艺术机构还没有任何法律、政策上的优待、支持。UCCA“开不下去”的说法，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炒热一次。

2011年7月16日，中国艺术家宋冬的最新展览《穷人的智慧》在UCCA揭幕，尤伦斯来到北京。77岁的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几次提及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谈论他的收藏和UCCA的未来时，他说：“我还会更多地出现在拍卖市场，而UCCA会办得更好。”

南方周末：你和民生银行、民生现代美术馆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尤伦斯：事情不复杂。几年前中国掀起了当代艺术的热潮，那时我们开办了UCCA，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问题是，它是我的独角戏么？是否应该更中国？我们能否找合作伙伴？倒不是钱的原因，而是怎样保持热情，充分挖掘资源，在中国艺术界做到最好。也许UCCA是来得早了点，它有很好的前景，但仍待解决的是怎样确定和保持自己的方向。我希望给它更多中国色彩，我需要建立新的、混合中西的管理团队；我们也有竞争对手，我自己一个人，是否足够强大来应付这一切问题？所以我决定寻找合作伙伴。不幸的是，寻求合作的一切过程都是很透明的，与民生合作的意向反响很大，给UCCA的团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但这个过程中UCCA仍在运行，有更加本土化的人才加入管理团队，目前的发展我非常满意。所以我今天要说，我太太和我在将来会继续推动、支持UCCA，比以往更坚定。我们不会撤出中国。

南方周末：UCCA的运营是否成功，你会如何判断？你有自己的目标，还是说公众、批评界的意见更重要？

尤伦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与中国的艺术爱好者对话。我们要更多地倾听和讨论沟通，包括公众和媒体。我们有特别好的展览。UCCA巨大的展厅很不容易应付，但也有旁人难以比肩的展示能力。局限在于从外边运进巨大的作品很难也很贵。所以我们必须找新的方法来做展览，我们冒了很大风险，杰罗姆-桑斯馆长很了不起，他敢做很多艺术总监不愿做的事，与艺术家建立沟通，尝试掌控巨大的展厅，拿出漂亮的展览。我想我们最特别的成就，就是让艺术家在这里实现自己以往从未有过的发挥。比如刚结束的汪建伟的展览《黄灯》，我想他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作品，全世界都在谈论他，说这是艺术界的创新，混合了一切：音乐、音响、影像、四个章节的展览、所有物品搭建的方式……小型艺术机构可做不出这样的展览。艺术家在这里有格外出色的表现，一下子就成为世界级的，因为他们能够玩好这个巨大的空间。

南方周末：两年前我在威尼斯参观了法国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的私人美术馆，印象深刻。同样是收藏家做艺术机构，他在威尼斯，你在中国北京，你是否觉得你做的事情难度更大些？

尤伦斯：皮诺比我富得多，他是欧洲最知名的工业大亨之一，我只是庞大家族的一个小字辈，替家族管理生意，情况还是很不一样。但皮诺在威尼斯的难处你也不能低估，那个旧海关大楼是古迹，记载着威尼斯在历史上与中国、远东、中亚的商业往来，那是一段长久繁荣和创造性的时期。突然在那里冒出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改头换面，形象大变，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不是很了解威尼斯的情况，不好多说。但我知道开进一幢老建筑是很难的，要对城市历史保持敬意，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特别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