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喜欢画普通人，被画的人都挺高兴。但这次创作还加了一部摄影机，他认为这是一种鞭策，画得很快。有一次在霓虹灯下画画，侯孝贤导演他们在唱歌。这些场景都无法复制。对于这种“小人物”情结，刘小东认为，“是用绘画来书写、来构建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金城也是这部历史的一个章节。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画画和生命一样，都在于一个“熬”字?

刘小东：1990年代以来观念艺术很红，架上绘画很冷清。但我还在坚持画写实的作品。那时候还年轻，心想，为什么大家都是搞艺术的，人家那么大的影响力，我就没能出风头，觉得自己被冷落了。现在回过去看，艺术创作是需要熬出来的。

东方早报：画故乡的朋友，画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是不是艺术家话语权力的一种显现?

刘小东：老家那些朋友还有我画过的那些普通老百姓，能被绘画、被电影、被文字来描述和表现，从未有过，他们挺高兴。这可能是得益于艺术家的身份。但弱势群体的说法我不认同，要说弱势，名人才是。我要是跟路边一个修自行车的有纠纷了，吃点亏也得马上就走。不然一曝光，媒体和舆论肯定把你骂得要死。在老家画画的棚子被一个喝醉的人撞坏了，画也受损了。警察问我多少损失，如果损失5000元以上就可以判刑。我说要是2000万以上呢，他说那得七年到无期。所以我回答是零损失。

东方早报：画谁、画什么场景是怎么决定的?

刘小东：画画之前去看那些朋友的家里，觉得挺好的就拍了照片，叮嘱他们到时候这些东西还得这么放。要是把家里都收拾了，就没意思了。

东方早报：你的作品被认为是呈现了历史的“瞬时状态”。创作时会想到历史这个问题吗?你所画的看似都是随机的小人物，但其实他们也已经被符号化了，你觉得吗?

刘小东：会想到历史。中国从来都只有一家叙述的历史，需要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历史。所以我是用绘画来书写来构建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金城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选择画谁，画什么地方，主要是依靠直觉。画三峡、北川、金门那些特殊的地方，我当然是经过权衡设计的。符号化这个问题没想过，个体叙事里面也有宏大叙事的成分。

东方早报：你画底层的老百姓，然后你的作品卖出天价。你认为这是市场消费了艺术，还是你消费了被你画的人?

刘小东：都有吧。以前绘画不是商品的时候，画底层人物显得好像高尚些。现在艺术品就是商品，就显得比较低级了。我其实也是被消费的对象。我能做的只能控制被消费的速度。少参加活动，少接受采访。

东方早报：你把画架搬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艺术家需不需要对现实作出直接而迅速的反应?你为什么强调写生?有炫耀技术的成分在里面?

刘小东：我认为艺术家对现实的反应太直接不是问题，反应的快慢和艺术价值的高下没有必然关系。强调写生是因为更加鲜活更加现场，各种情绪、光影色彩浓淡都有即兴意味。画照片会更加理性。在2006、2007年的时候，我很强调写生。现在写生成了潮流了，我就不怎么提了。一个好的资源被用滥了，就显得下贱。写生不是为了炫耀技术，我一直说艺术家就像农民，要出血出汗出力，才有好收成。中国的艺术创作和审美，都比较乖巧，很多小聪明，很多无病呻吟。有卖弄的意思和奴才的姿态，缺乏直接的，硬碰硬的那种态度。所以艺术家不要去玩高智商，应该踏实勤奋一些。

东方早报：所以据说你提倡过艺术家不需要读书?

刘小东：若不是画画，我最想当个诗人。我很尊敬读书人。为了表达观点，不得不旗帜更加鲜明，说法更极端。很多艺术家不太愿意付出劳动，笔墨这点事情琢磨太多了，就容易文人相轻。艺术行业整个的戏台还没怎么搭好，大家就一起都拆了。

东方早报：很多西方艺术家很优秀，他们只是没有一本中国护照。这是以前采访乌里·希克的时候他说的。你的作品被追捧，你认为其中艺术价值和中国热各占了多少比例?

刘小东：其实我觉得，现在还远远谈不上中国热。在文化的高端领域，中国人并没多少话语权。中国艺术只是市场比较热而已，这也是因为中国这几年有钱了。所谓中国热，所谓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了，光吹牛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