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定位是基于发展的现实需要

记者:新国博为什么会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理念?

陈履生: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理念,是基于国博在新世纪发展的现实需要。

国家博物馆是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重组而成的历史类博物馆,肩负着国家所赋予的教化的使命,既有鲜明的特色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改扩建之后,对于国博来说,仅靠通史陈列很难承担起赋予其上的历史性责任,必须将艺术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提升到与历史相并行的平台上。因此,吕章申馆长在充分听取各方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

记者:其实,国博收藏的珍贵文物本身就具有很高艺术成就,如何看待文物中所融合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陈履生:嗯。在我们馆藏的所有历史文物中,绝大多数都包含着丰富的艺术信息,其中有许多就是纯粹的艺术品,比如说,着名的“后母戊鼎”既反映了商代社会所特有的威权,又代表着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成就:那最具时代特征的饕餮纹所表现出来的狰狞之美,除了威严的历史表述之外,所传达的艺术力量,成为中国艺术史中的代表之一;又如我馆收藏的明代《抗倭图卷》,它反映的是明代抗倭的历史事件,是表现历史的图像,但同时它也是明代绘画史中的重要代表作,是我们研究明代史诗绘画的一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我国超过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历史和艺术是并行发展、不能分离的。我们难以割裂历史文物与艺术的关系,也难以去除属于文物的艺术品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因此,很多艺术品都是佐证历史的重要实物。我们馆藏的106万件藏品,不仅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从1951年开始,我馆曾先后四次组织大规模的历史画创作,出现了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石鲁的《转战陕北》等时代的代表作。这也说明,即使在与历史为主业的过去,我们也没有放弃艺术给予历史的辅助,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使得国家博物馆有幸在艺术品的收藏方面奠定了自己丰厚的家底。

“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定位对博物馆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记者:在国博改扩建期间,曾多次接受当代艺术品捐赠,包括现代派绘画、摄影、手工艺品等。是否意味着,从那时起,国博就已经开始注重艺术品的收藏了?

陈履生:不错。这也从某一方面提升了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认知,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国博是一个展示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博物馆。现在,我们要表现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特色,使其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又有世界的;既有传统的又有当代的、时尚的。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变化,我想应该是给公众的惊喜。因为它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承担了国家文化形象窗口的责任。

记者:世界着名的博物馆也常常收藏展示艺术品,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你觉着现在我国的博物馆是不是也要向这方面发展?

陈履生:是的。“历史与艺术并重”这样一个综合性博物馆的理念,也反映在世界上一些大的博物馆展览结构中,但像我们这样明确作为发展定位,并付诸多年的实践却并不多见。我们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借鉴。

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绝大多数的省一级博物馆都是历史类的博物馆,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广州市博物馆,经过改造而成为广州市艺术博物院,其中设置了多位画家的专馆;南京博物院在最近的改扩建工程中,已经给它未来在艺术展览方面的作为创造了能够让人们惊叹的空间。国家博物馆“历史与艺术并重”定位的提出,无疑会对各省级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历史与艺术并重”在实践中将面临哪些问题

记者:在新开放的6个展览中,潘天寿、黄胄、李可染三位美术大师的艺术展已经体现出了这种理念。而在另外3个文物展中,我注意到,除了介绍文物的历史价值、工艺技法等,还增设了展品在艺术方面的说明牌,讲解时也增加了展品艺术方面的内容。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国博正在努力向“历史与艺术并重”进发?

陈履生:你看出这种变化了,说明我们的努力没白费。像青铜器、佛造像、陶瓷等过去被认为历史类的专题陈列,今天就有可能被认同为艺术类的专题展览,只不过它们是古代的。从展览开幕以来,绝大部分的观众对青铜器和佛造像展览的观感,可能不会局限在以往历史展览的认识中,而会欣赏到它们特有的艺术魅力。

记者:在历史与艺术的权衡上,国博将如何把握呢?

陈履生:我们用了18个展厅做了《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两个基本陈列,加上一些古代文物的专题陈列,已经有了历史方面的基础。在未来,将有很多艺术类展览。比如,纪念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展览,纪念清华大学一百周年的清华美院教师作品展、国家画院三十周年展，以及北京设计三年展等等,这些大体量的临时性的艺术展览,将成为本年度不同时段内的亮点。

同时，我们不仅要展示中国的艺术，也要展示外国的艺术。而引进的外展也大多基于“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理念。4月1日在国博开幕的德国《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展示了启蒙时期以来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这既是历史的,也是艺术的。

随着场馆条件的改善,国博的剧场已经为我们实现“历史与艺术并重”创造了条件,将过去单一的展览转向综合性的表现,造型和舞台艺术可以在同一空间中得到全面的展现。在《启蒙的艺术》展览开幕的当天,德国音乐家在国博剧场演出交响乐,不但让人感受到启蒙在音乐方面的影响,还会对全面理解启蒙的艺术有重要的帮助。

记者:从注重历史到历史与艺术并重,面对新的专业人才需求,国博将如何解决?国博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履生:“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在国博的管理理念中,“人才”是第一位的。过去,国博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历史专业出身。所以,在开馆之前,我馆已经先行做了一定数量的人才引进工作,包括引进像我这样有过在美术馆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我们聘请了馆外的专家,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收藏是积累的过程,而收藏的不足则是举办展览策划的困境之一。比如这次潘天寿、黄胄、李可染三位艺术大家的展览,属于我馆的展品只有几件,绝大部分需要外借。我想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基础上成长的国博之树,一定会枝繁叶茂,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