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我们的专家学者必须思考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不是文化舞台下的观众，只是看热闹;我们要像医生一样，永远盯着文化的病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不能当文化舞台下的观众，而要做发现病灶的医生”，这并非说空话，唱高调。实际上，作为文化人，冯骥才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剩余古建筑等方面的工作。他曾说，为了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甘愿做一个吐血而死的“精卫”。冯骥才以他自己的文化人格和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呼唤着文化人的社会担当和责任，践行着一个文化人的道德和义务。冯骥才的这些文化行为，不仅受到了文化界的关注，也受到人们的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后，一些文化学者纷纷畅谈它对我们国家的非遗保护的积极意义。

“做发现文化病灶的医生”，是作为文化人的最主要的担当和责任，这种担当和责任，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化人，在涌动的文化大潮中，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繁文化现象中，能够以深刻的审辨眼光和尖锐的批评力，去观察、发现和批评那些畸形的扭曲的文化现象，发现哪些是病态的文化、不健康的文化，而且时时处处保持着一种审视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这就是发现“病灶”，找出病因，找到根除这些畸形的、扭曲的、病态的、不健康的文化的方法和途径，不让这种文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鸦片”，不让它侵袭社会和文明的健康机体。

文化人为什么要“做发现文化病灶的医生”?这让人想到了“盲点”这个词语。所谓“盲点”，原是生理学上的名词，它的意思是指人的眼睛的网膜上有一处不能发生视觉的地方，眼睛再好的人也同样有“盲点”。我觉得，“盲点”也可以扩大用来解释一些文化的现象。一种成熟的文化也不可能完美，它总有不可避免的“盲点”。每一种文化即使再完整，也不能免除盲点，而且，盲点时常发生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的点虽小，但却经常能左右文化走向兴盛或衰败。这对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中的许多“病灶”问题，有很多启示。当下，受到人们十分关注、成为焦点甚至引起人们激烈争议的一些文化现象：文艺表演中特别是某些小品表演中的“非低俗无娱乐”;乃至被电视主持人都批为“太功利”的我们的一些电视节目;文化娱乐新闻报道中浮躁轻信随意的风气;一些地方名人故居频遭毁弃;“历史热”中鲜活的历史变得教条、僵化、工具化;一些地方城市建设中的求大、求洋、贵族化;越来越多的所谓中国天价艺术品充满炒作的“铜臭”气息等等，都可说是文化的“病灶”。

这些文化中的“病灶”，实际上，就是我们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个盲点。其实，存在着文化的盲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文化陷进了盲点之后缺乏自觉、批评、突破的力量。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人“做发现文化病灶的医生”，有一种文化的自觉，有一种文化的良知，有一种文化的批判力量，认识到这种“盲点”，或祛除这种“盲点”。这样做实际就是使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更加人性化、人文化，更加充满了爱，减少或避免对公众的健康精神、社会道德感造成明显的现实威胁，使我们的文化不会因为“病灶”、“盲点”的存在而变质、变味儿，使我们更加具有健全的文化精神。

如今，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娱乐化、消费化、商业化和欲望化，甚至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和趋势。如果按照文化哲学家的话说，这就是随着文化的逐渐边缘化，人们对文化的情感也会丧失殆尽。所以，“做发现文化病灶的医生”，就是需要我们的文化人，一方面要发现和祛除文化的“病灶”、“盲点”，另一方面更要成为文化的建设者，成为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健康文化、严肃文化、精神文化、美的文化的建设者。我们知道，文化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伟大崇高的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文化如果没有了神圣、崇高、道德、审美观念，就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如不崇尚伟大、高尚的文化，也依旧只是具有人形的禽兽。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文化的自觉、文化的批评精神，不仅文化变得毫无益处，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文化的灵魂。失去了文化灵魂的民族，何谈生存和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