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正常吗?

叶永青：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已经系统化和体制化了，里边产生出很多艺术家，建立起一种品牌效应，后面是公司化或系统化的东西。我觉得画画这个职业，是人的爱好，这种爱好一直都是原始的，我可以用一支梭镖或者用一个红缨枪就可以单枪匹马来做，这种本色就是艺术家扮演一个匹夫之勇，他可以不合作。今天这个时代，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周密的统计学的东西，总是在一个公司做事情，首先判断一件事情，第一有没有利，第二有没有害，不要犯错误。但是，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一个试错过程。

中国当代艺术的鼎盛和繁荣是市场在支撑着，它一直是一个残疾人，长出一条腿来，这条腿很粗壮，以前是在地上爬的，站不起来，这几年是站起来了，但是它只有一条腿，就是市场，另一条腿还没长出来。那些非营利的或者包括政府的那一条腿没有长出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兴奋一直是跳跃式的兴奋，它只能单腿跳跃，不会真正走路、过日子。每一件价格炒到吓人的作品都不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过去都不知道被谁收藏了，后面是赤裸裸的金钱。

10年来我去过另一些国度，没有美术馆、基金会，没有画廊、当代艺术系统的国度，比如越南、印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墨西哥，这并不妨碍他们源源不断、生机勃勃地产生当代艺术的思考和有意思的作品，它一样在运行。没有市场的时候，中国的艺术也存在，但是它没有站起来，没有被人看见，以前叫地下艺术，但仍然很活跃，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实际上是产生在那个年代的。

南方周末：有人说市场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你的价值，也有人说市场屏蔽了你的价值，你觉得市场公平吗?

叶永青：市场无非是跟资本有关系，因为钱，水涨船高，另外一点是判断的问题，这种判断也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平的。艺术品本身是一张画布、一堆材料，成本就是几百块钱。但是你把钱放在上面，是因为你在这个作品里边看到了一些想法，人家是买这个想法的，这个想法你可以500块钱买也不嫌少，拿5000万买也不嫌多。想法是一个无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而已，这个判断不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左右或跟进的，去想这个东西是很折磨人的。在这方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以前有点不太懂老子说的那句“为而不有”，但是后来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思想。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真的觉得自己创造了所谓的财富，这是挺危险的。现在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真的创造了财富，这真是特别虚的，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南方周末：你觉得怎样才能通过制度保障当代艺术过正常的日子，两条腿从容走路?

叶永青：我有工作室在伦敦，我知道我身边的艺术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西方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有的一生都没有卖出过一幅作品，但不妨碍他一辈子从事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真是太逊色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文化当成所谓的产业，因为产业是要盈利的，但文化稍微复杂一点，而我们一直在用建筑的模式在想文化的问题，像房地产的圈地一样。艺术跟所谓的产业没有关系，它跟热爱、希望、梦想有关系。人要有梦想，但你要有制度来支持这个梦想，支持看起来有点不靠谱想法的人群，让他们也能够存活，而不要千军万马都走在唯利是图这条路上。

现在的艺术家一开始就变成了跟卖菜的菜农差不多，每个人种两亩自留地，你卖的是白菜，他卖的是番茄，变成了这种打算盘卖东西的人，这样的艺术也不长久，都成了一个套路来简单地生存。但是艺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变成番茄，变成白菜，还会长出一些奇怪的品种，这些是没法卖出的。

南方周末：市场对艺术家的根本改变是什么?艺术家承受的压力是什么?

叶永青：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那样一种进步观里，这种进步观一直在提示，我们的成长一直在那种我做得还不够好的观念压抑下，每做一个，总觉得我做得还不行，到了最近10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岁数都增加了，每个人到了所谓的成熟阶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被认可，在表面上我们这些人好像在社会里变成了一种有用的人群，但压力更加大，每个人都活在对明天的恐惧之中。

印象派大师莫奈活到90岁，才看到他原来开创的东西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毕萨罗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短短的30年之内就已经看到了开创者、参与者、颠覆者和终结者聚集一堂，这真是一个魔法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那种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强的明天美学里。每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在为明天做事情。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在不断地进步，有的时候在不断地退步，回到原来出发的点。我其实可以重新回头来学一学任性，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