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副院长、一个被教育部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两年前，徐冰上任之初，曾表达过对艺术教育的看法，“将当代艺术和学院教育对立起来的教师和艺术家都是没出息的”，如今，他用实践证明着自己的论调。两只大鸟终于被拽了起来。六台起重机把这两只锈迹斑斑又鲜艳夺目的“凤凰”拉到了半空，在北京的大风中，两只由建筑废料焊接成的凤凰摇摇晃晃地停在了离地15米的高空。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广场上，人们面向凤凰翘首、掂脚、傻笑、拍照……

两只“废料神鸟”的背后，有仍在通车的旧铁轨、低矮破旧的小饭馆、正在搭建的高级住宅，再往远处，透过一层沙尘和雾霭的混合物，能看到CBD威风霸气的写字楼和尴尬的“大裤衩”。徐冰站在两只凤凰下面，微笑地看着自己耗时两年的作品缓缓升空。他的周围，站着当代艺术大腕、学者诗人名流还有他目前所供职的中央美院的领导。在那两只巨大的凤凰升空之前，在今日美术馆的二层大厅举行了徐冰《凤凰》项目开幕仪式。徐冰戴着黑框圆眼镜，披着半长的乱发站在人群中间，一直保持着主人式的礼貌微笑。主持人是着名诗人欧阳江河，他向大家介绍了来宾，其中有着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和刘小东，还有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书记在一群当代艺术家面前表态说，“并不知道徐冰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大作品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如果知道，学校一定会提供帮助。”并称赞徐冰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为当代艺术家兼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徐冰，矜持地感谢了所有人，语言有些木讷，他断断续续地阐述着作品理念，显得知识分子气息十足。完成《凤凰》这个巨大的项目，徐冰用时两年，而这两年也正是他回到国内、任职中央美院的两年。

2008年1月，台湾睿芙奥艺术集团总经理郭倩如找到徐冰，希望他能为某财富大厦的大堂制作一件作品。彼时，徐冰刚刚低调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几天。“对方说，如果答应，可能会给美院学生一些资助。人家也没说一定给。”两年后，徐冰坐在记者面前回忆，事实上，那些承诺只是对方的客套。在后来的回忆中，徐冰曾半开玩笑地坦陈，“刚到任，很想表现一下自己特有本事，能帮助学生也是好事。”徐冰回国后第一个大型艺术项目就这样开始了。他到CBD工地去考察，看到了工地凌乱的废料、不断搬移的农民工板房、从老家带来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被褥，这一切的背后是高大的写字楼和金融中心，这些零散的建筑材料，甚至这些灰头土脸的 农民工都成为了这个城市最体面区域的排泄物。徐冰决定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两只飞翔的鸟。鸟的意象一直潜伏在徐冰的脑海里。他喜欢鸟类飞行时优雅且凶猛的姿势。徐冰最初选择了是仙鹤。他画了草图与甲方商榷。对方告诉他，“仙鹤有驾鹤西归之意，不吉利。”于是，徐冰改鹤为凤凰。他一边处理着中央美院的工作事务，一边忙碌地在北京找制作工厂，买建筑废料，修改图纸方案。这注定是一个只能发生在当下中国的作品。在西方生活18年的徐冰，一头撞上魔幻现实的北京，这些奇异丛生的景象成为了新灵感的温床。看似美妙的外表却都由粗糙的材料造就，暗藏污浊的片段也能凑合成光鲜的羽毛，两只凤凰成为了中国当下城市的巨大隐喻——笨重地飞翔、粗糙与粉饰、内心锈迹斑斑外表花枝招展。

徐冰开始用作品填充自己庞大的野心。这两只凤凰也是他回国后的一种宣示，对于创作继续向前的宣示，而同时，这似乎也是对于美院副院长身份的补充——体制内的行政身份与当代艺术家的锐气并不相抵，至少他想证明，对于徐冰来说二者是可以融合的。在徐冰的原计划中，制作这两只凤凰，只需要两个月。可他毕竟离开中国太久，如此庞大的作品，涉及庞杂的工程，牵扯各个领域，两个月只够用来做准备活动。接着北京奥运会来了，所有工地必须无条件停工，当巨大的建筑工地暂时休克，排泄物又从何谈起——所以说，不光是灵感，就连困难都是中国式的。徐冰只能等待，或者去外地购买建筑废料。从2008年初，徐冰一直扎在北京东郊的一间大工厂里为凤凰选择零件，修修改改，最终确定了凤凰的头是一台挖土机，凤冠是一串安全帽，翎毛是一把把拼起来的铁锹，身上披了红白蓝的工地围栏布……

“我觉得核心的感觉应该是中国的，很土的方法。”徐冰说，“用现成物做作品并不新，但是中国艺术家与西方人对待物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对待物的态度是物尽其用的，其实是农民式的。”无论凤凰抑或建筑废料，材料本身的符号性都过于强大，徐冰在工厂里使劲对抗着，想办法把符号性化为己用。“一旦让符号性为自己服务了，能控制它了，作品就会变得很强。”徐冰说。他在工厂里拧巴自己的时候，还要顾及学校，他毕竟不再是那个身份单一的“独立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副院长、一个被教育部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徐冰坦陈，做“凤凰”本质上属于下班后的私活。两年前，他上任之初，曾表达过对艺术教育的看法，认为“将当代艺术和学院教育对立起来的教师和艺术家都是没出息的”，他也看重基本功，希望能够为本科生带基础课，而且认为无所谓体制与否，“谁又不在一个体制中呢?”所以这两年中，他把时间切成两块：私人时间做“凤凰”，上班时间忙行政。“我手机24小时开着。”徐冰说。他虽然不用坐班，但要经常开会，他分管学术，是学院的二把手，哪个会议能不参加?另外，他还要负责做展览，央美美术馆的重要展览几乎都有徐冰的策划痕迹，比如2009年底开始的《素描六十年》，他就十分看重;有时还有“政治任务”，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由徐冰主抓。对于一个独立艺术家来说，这有些尴尬，但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自己的解释，“为中国造型，是中央美院的传统。”

计划中的两个月，在现实中被拉长到两年。两年后，凤凰终于完工。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跌宕起伏。两只凤凰不可避免地被附加了意义，比如最直观的涅与重生。对于这些徐冰也都认可，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最信奉的还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他知道，这个阴魂不散的句子已经成为了让人厌烦的意识形态式的说教，但是“我真这么觉得”。上世纪80年代制作作品《天书》也是因为弥漫全国的文化热，他用那样的方式与现实对接，20年后，面对中国的奇异、怪诞和膨胀，徐冰选择了这两只大鸟，同样指向现实。“我的本事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徐冰说。这话正面听起来有些猖狂和中庸的混杂味道，但细想起来却也坦诚。他说，时代进入现代，他就成为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他就成为当代艺术家;时代让他在国外生活18年，他就成为国际艺术家;时代把他甩回国内，而中国当下又成为最有实验色彩的地方，他就成为了最实验的艺术家。

“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就是，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徐冰说。到目前为止，他认为自己回到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纽约前卫艺术圈的徐冰已经可以预判将来会发生的一切。纽约确实仍是世界的核心，但只不过生活有些趋于凝固;而中国不同，这里有可能发生任何事，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潜伏着随时会爆炸的可能性。徐冰愿意在这里，从实际层面上说，“这么大的东西在国外可不好做”，从更大的空间来讲，这里有空间以供挥霍，这里仍是个试验场，一切远未结束。

两年前，徐冰上任之初，外界有欢呼也有担心。担心的是一个先锋艺术家与传统行政体系的磕绊，欢呼者觉得当代性和新血终于被引入了学院。现在看来，两者都错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徐冰与美院似乎互相借力，他如今是美院新形象的代言人，有大批西方艺术家、教授、策展人愿意因他到央美看一看;而至于把当代性引入传统学院，在徐冰看来更是外行瞎琢磨，“不是说当代性必须从外面引入，美院本身就有这种当代性。美院在慢慢变化。”徐冰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改变的。”

人们曾经固执地认为学院为庙堂，当代艺术圈子是江湖，但现在看看，对二者的定位互换一下也未尝不可。无论怎样，回国两年的徐冰低调、矜持，却成功地玩转于两界。他在做先锋作品的同时仍愿意看重素描这些老掉牙的基本功;他愿意整理美院老先生们留下的历史，也乐于参加时尚派对，比如与Google合作的“当艺术邂逅技术”;他愿意把名字与众多艺术大腕并列，也愿意与李陀、贾樟柯做跨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