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里英国的报章杂志成了艺术界集体发牢骚的平台，一向以批判精神为荣的英国媒体少不了过了一把嘴皮子瘾，一边对政府的“悭政”口诛笔伐，一边看一向自诩清高的博物馆和艺术家如何为五斗米折腾。10月中旬举行的Frieze艺博会，终于打破了持续已久的压抑。这一届的艺博会规模为历史之最，吸引来自29个国家共173家画廊参与，展出的艺术家超过1000人。Frieze总监Amanda Sharp和Matthew Slotover透露本届艺博会销售情况喜人，无论是老牌画廊还是参加Frieze Frame项目的年轻画廊都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有数家画廊更宣布他们的销售额是自参加2003年首届Frieze艺博以来的最高位。至于收藏家群体方面，今年新增了来自亚洲、中东、拉美和俄罗斯的新客户，其中不乏公共机构例如美术馆。广州维他命空间展出的曹斐作品《608房间》被一家欧洲美术馆买走，而Tony Conrad的《黄色电影2/28/73》则以15万美元的价格售予一家来自美国的美术馆。

本届艺博会中最受瞩目的作品莫过于由Frieze基金会委托的作品——Spartacus Chetwynd的表演《A Tax Haven Run by Women (A Luna Park Game Show)》，艺术家本人最近受大收藏家萨奇青睐，在他主持的英国艺术大展中展出。艺博会上的这件作品受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龙猫》中的巨型猫巴士所启发，猫巴士天真的笑脸依旧，加入妆容可怖的女性舞者和彩色靠垫装置，则多了几分戏谑式的疯狂。另一件有趣的作品是Pilar Corrias画廊带来的Tala Madani作品《Loophole》。作品的表层是一幅瀑布风景喷画，其中点缀着迪斯尼动画中的灰姑娘图像，喷画上有几个四边形洞口，引观众纷纷趴在边上窥看里面播放的影像。这件作品在开幕当天就被一位欧洲买家订下。在Frieze Frame环节，Laure Prouvost做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展示：她的作品《The Artist》 是一组由影像、图片、雕塑和生活器物组成的巨大装置，这些物品被绳子悬在半空、被胶带贴在墙上，充满粗糙而单纯的DIY趣味，跟艺博会许多展位的精致和高端形成强烈对比。Simon Fujiwara的《The Frozen City》虚构了一个“埋藏在艺博会会场地底的失落文明城市”，模仿古代遗迹的“考古工作现场”被正儿八经地隔开(据说这个作品还委托了为博物馆制作模型的专业公司)，嘲讽艺博会这场资本游戏所喻示的文明的崩溃和失落。

整体来看，今年的Frieze似乎少了些哗众取宠的商业意味，而有了更多深思熟虑的创意。Amanda Sharp显然对作品的质量十分满意：“今年的作品显得更深入，更深刻。”当然，场中也不尽然是精彩。XL画廊把他们之前在巴塞尔博览会上的巨型iPhone又带到了Frieze，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家这件作品卖不出去吗?Frances Stark的作品，一件带着电话机数字盘的黑袍子装置竟然同时出现在Daniel Buchholz画廊和Gavin Brown’s Enterprise画廊的展位上。Gavin Turk的彩色自行车也分别出现在Krinzinger画廊和Almine Rech画廊，只是换了种色彩搭配。艺术家大概是深信自己的创作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两件相似甚至相同的作品同时出现在一个博览会里，未免太看轻藏家的智商了。

Frieze艺博会作为艺术与金钱直接挂钩的商业活动，无可避免地还是被与最近的政策大环境拉上了关系。作为商业的艺术如何回应政府对公共艺术的经费裁减成为各家媒体最关心的事情。《卫报》记者就在艺博会中抓住策展人和艺术家做采访，让他们回答“为什么政府不应该裁减艺术经费”。在采访中，最近曝光率很高的泰特馆长Nick Serota说出了博物馆界的心声：“过去20年以来我们为公众创造了接触艺术的机会，受到公众热烈的反馈;大幅裁减艺术经费等于剥夺公众丰富他们的生活的权利。”新西兰华尔特艺术奖的获奖人、艺术家Francis Upritchard表达了对艺术的未来的担忧：“这样下去艺术就只能从商业画廊中产生，那些搞怪的创意就会消失。”2000年的特纳奖得奖人Wolfgang Tillmans说：“英国没什么产品可供出口，创意产业就是巨大的外销产业……我想只有这么讲政府才会明白。”

在Frieze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扫兴，受访者的回答也缺乏新意，但艺博会的盛况却为他们的回答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文化24》的评论描述了艺博会的现场——“有一半的观众是学生或者普通的粉丝——那些脖子上带纹身的、奇装异服的、留着老式莫西干发型的;另外一半人——那些西装笔挺的绅士们和妆容精致的太太们，一看就知道怀里揣着支票簿。” “博览会的气氛介于糖果店和汽车展之间。跟博物馆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展位上塞满的是商品而非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因为经费减少而陷入困境，门票昂贵的艺博会却吸引了一票死忠粉丝;非盈利机构无法委托艺术家做大项目，艺术家只能依赖商业性画廊。这是英国艺术界经历的最坏的时代，却成就了艺术投资和艺博会经济的最好的时代，英国政府这下子可以反驳创意产业受损的说法了。然而，这种商业依赖恰是艺术家最想摆脱的桎梏，不得不说是对当代艺术的巨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