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斯(Richard Kuhns)在辩护音乐可以再现的时候，别出心裁地指出，虽然音乐不像绘画和小说一样可以再现外部世界的事物，音乐在再现情感上也常常显得模棱两可，但是音乐至少可以再现音乐。同一个音乐主题可以在变奏中反复出现，同一种音乐风格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这种现象就是音乐对音乐的再现。在音乐理论中，这种音乐对音乐的再现或者音乐与音乐之间的借用，通常叫作指涉主义。音乐中的指涉，有点像诗歌中的用典。音乐中的指涉和诗歌中的用典，如果恰到好处的话，可以让作品与众多其他的作品建立起互文关系，让作品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事实上，在绘画领域中，也存在这种指涉和用典的现象。后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将波普绘画和流行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指涉现象称之为挪用。其实，挪用并不是绘画在后现代阶段的特别现象。在绘画历史上的任何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挪用现象。即使是在特别强调独创性的现代主义阶段，挪用仍然到处存在。鲁本斯明显挪用或者提及了拉斐尔;苏斯特利(Lambert Sustris)的《维纳斯》(Venus，1548-1552)明显挪用或者提及了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 1538)，而马奈的《奥林匹亚》(Olympia, 1863)又明显挪用或者提及了提香和苏斯特利。除了挪用或者提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资源之外，艺术家还经常会提及自己的作品，这通常表现为同一个画家常常多次画同一幅作品。如，根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画了两幅几乎一样的巴赫肖像;柯罗(Camille Corot)画了三幅大同小异的《艺术家的工作室》(The Artist’s Studio);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系列绘画《妓女的历程》(The Harlot’s Progress)和系列绘画《浪子的历程》(The Rake’s Progress)都是先有油画，后来又做成版画;蒙克(Edvard Munch)的《嚎叫》(The Scream)先后画过三次，1893年用油彩和色粉笔画在纸板上，1895年用油彩和色粉笔画在画布上，1909年用油彩画在纸板上，并且在1895年做成了石版画。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美术史上不胜枚举。中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仿古人的作品或者传移模写是一种最常见的创作形式。这种挪用或者提及，似乎并没有损害作品的艺术价值。相反，许多作品正是借助这种挪用和提及而进入了艺术史。事实上，一幅跟所有绘画都没有任何关系的绘画，通常很难在艺术史中获得它的位置。

后现代绘画或者当代绘画中，挪用获得了更加积极的意义。根据丹托的观察，70年代后艺术进入了后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艺术不再按照历史线索或者顺序演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艺术形式，在今天都可以继续出现。艺术的历史顺序被打乱了，关于艺术史的宏大叙事不再可能。在摆脱艺术史的宏大叙事的约束之后，艺术家可以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艺术风格进行组合，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意图。从艺术界中抓取资源进行组合，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特征。

丹托在不同的地方谈到了风格矩阵，如果我们用来描述艺术风格的谓词有两种，比如再现和表现，那么艺术界的风格就用四种：再现表现主义，如野兽派;再现非表现主义，如安格尔;非再现表现主义，如抽象表现主义;非再现非表现主义，如硬边抽象(hard-edge abstraction)。如果我们用来描述风格的谓词有三种，如样式主义、巴洛克和罗可可，那么艺术界的风格就会演绎为八种。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一种有效的创作方式是，利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艺术风格，将它们合并成为新的风格。对于批评家和欣赏者来说，一种有效的解读方式，就是在风格矩阵中寻找作品的位置，发现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复制关系。

高增礼就是一位善于挪用历史资源组合新的风格的艺术家。高增礼出生于甘肃，学艺于济南和巴黎，在巴黎和北京两地创作。巨大的地域和文化差异，让高增礼对当代文化的多元混杂现象十分敏感。在高增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完全矛盾的因素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让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的同时，又体现了作者化解矛盾的智慧。更重要的是，高增礼通过指涉和挪用，让自己的作品与当代艺术界中的众多人物发生了关联。构成高增礼绘画的抽象背景的元素，让我们想到皮埃尔·苏拉日(Pierre Soulages);对历史人物照片的挪用，让我们想到格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将麻布作为材料来使用，让我们想到了马诺罗·瓦尔代斯(Manolo Valdés)。高增礼对当代艺术家的指涉和挪用，让他的作品置身于当代语境之中，在与当代艺术家的对照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高增礼在作品中提及和挪用的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广泛的提及和挪用，让被提及和挪用的因素处于相互矛盾和抵消之中，从而让高增礼的作品与任何一种被提及和挪用的因素都拉开了距离。高增礼的作品中有苏拉热的因素，但不像苏拉热;有里希特的因素，但不像里希特;有瓦尔代斯的因素，但不像瓦尔代斯。在高增礼做出他的创造性的组合之前，没有人想到能够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更没有人能够让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能够相安无事。但高增礼做到了。通过广泛的提及和挪用，通过寻求矛盾的对立与和解，高增礼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高增礼可以用他的混杂的绘画语言去描绘任何题材，但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肖像更有兴趣。用这种混杂的绘画语言来表达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一种特别的效果，清晰的人物面貌和粗粝背景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一方面似乎在暗示历史人物在努力寻求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又在喻示这种寻求自我清白的努力本身是那样的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