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到文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历经数百年风雨涤荡的古木家具、亭台楼阁，或是流转在文物收藏家手里的珍奇字画、雕花玉刻。但是，有一种文物，它离我们的故事更近，与我们的情感更深，这就是近现代建筑遗产。

自2004年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规划保护的指导意见》以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均已出台相应的政策和保护措施，对其市内的具有代表性的近现代建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筑进行保护。这既是遗产保护理念的一种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人，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去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建筑遗产”既有其中国背景，也是一个深受海外影响的概念。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便着手提倡保护革命时期所产生和保存的建筑遗址。但当时的革命文物保护行动局限性很强，文物的划定和价值判定也标准单一。

人们真正开始关注近现代建筑遗产是在1981年，当时竣工不足十年的悉尼歌剧院、悉尼港大桥和周边的悉尼港航道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引发了来自历史学界、建筑学界甚至政治领域的广泛争论。虽说一座建筑需要经过许多年的历史沉淀才可展现其杰出价值，但悉尼破天荒式的申报也为遗产保护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那就是，遗产的真正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有多“老”，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历史、今天与未来的审美与价值判断体系中具有超越各方偏见的符号性特征。如果是这样，无论它存在了5000年、还是50年，都是我们应予以珍惜的遗产。

2007年，北京市发布了首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规定对近百处19世纪后期建造的建筑以文物的标准进行保护。凡列入名录的建筑，原则上不得拆除。新的建设工程的选址规划也须对这些建筑进行避让。这份名录包含1870年建造的贝满中学贝氏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北京市十大建筑”以及王府井百货大楼、政协礼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近现代建筑群，甚至798厂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建筑有的今天依旧保留着过去的功能，有的早已改头换面，但变与不变都无法动摇它们在几代国人心中的地位。

比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宫门口三条1号的“社会主义大楼”，即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特殊年代的产物。当时建造的这座楼，取消了家用厨房和卫生间，在底层设计出一个能够同时提供500人就餐的食堂以及一所容纳200个孩子的幼儿园。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即使数百年后，它也依旧能够做为代表那个年代的符号，向后人讲述这段独特的历史。

在一些西方国家，将近现代建筑列为遗产予以保护的理念已经被普遍推广，也是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车间、煤矿、铁路等诸多遗迹，现在都是重要的文物保护与教育基地。在这里，英国人既能够寻找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终极盛世，也能体会到马克思所反思的资本主义工业对人的“异化”。冰冷的机器替代了金银玉器，成为唤醒民族记忆的媒介。

文化遗产能够增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在近现代中拔地而起的种种建筑，更加能够彰显这个民族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中的独特魅力。在进步主义者的观点中，未来是最好的;在传统主义者的眼里，过去是最美的。而在两者所忽视的当下，却恰恰反映出我们脚踏实地的每一步进程。

对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应该摒弃“厚古薄今”的观念，与其等到它们也都成为古老的传说时再去关注，不如及时出手，对历史、也是对今天承担起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