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久前从前卫艺术本体论超越的角度肯定了何云昌的《一米民主》作品后，我还必须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着名艺术家艾未未那件正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的超级巨无霸作品《一亿颗“葵花籽”》。艾未未在联合利华公司巨额资金的赞助下，从5、6年前开始筹备，聘请景德镇近2000名熟练工人，纯手工，经过30多道工序，历时2年多制作了1亿多颗陶瓷葵花籽，将这1亿多颗“葵花籽”铺在泰特美术馆的1000多平米的涡轮大厅地板上展出，这就是艾未未的《一亿颗“葵花籽”》超级巨无霸装置作品。

今天，国内外艺术界(包括艾未未自己)对这件作品的意义似乎也有一些说法，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什么新花样。比如(网上搜索)：

“艾未未用一亿颗手工葵花籽，以最耐心最极端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做个体的独立。”(网友)

“这些瓜子远看起来一样，走近才发现每一颗都不同，每一颗都是独立的。老艾对川震孩子死亡名单的执着，似乎也在这件作品里体现了出来。每一颗瓜子都是个体，值得用最耐心的方式创造，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不能淹没在滚滚红尘中。”(网友)

“一亿粒‘葵花籽’这件作品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艺术家本人不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艺术是提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网友)

“把我们的血肉，织成未未新的地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微博……”(网友)

“这件作品令我绝望，一种微小事物的无助、拥挤、抱团和绝望，看着这一亿颗黑压压的瓜子，我想到了十亿的黑压压的人。”“我想，艾未未是想用这种朴素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想借助这样的艺术方式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一点声音，并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让这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

“个性、规模生产与工艺技术”(艾未未)。

“葵花籽不但是中国一种最流行的小吃，同时也具有某种政治象征。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形容为红太阳，而亿万中国人民则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向日葵。”(艾未未)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关于艾未未《一亿颗“葵花籽”》意义的言说无一不是笼统的、非特定化叙事，而且相互差别很大，毫无特定问题的针对性，什么“个体”、“个性”、“独立”、“差异”、“执着”、“耐心”、“血肉”、“生命”、“民族”、“滚滚红尘”、“无助”、“拥挤”、“抱团”、“绝望”、“沉默的大多数”、“毛泽东”、“红太阳”、“中国人民”、“向日葵”…… 这些东西在作品中都没有建立在与特定问题的特定关系上，所以它们在作品中是笼统的、模糊的、宏大的、似是而非的、非特异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艾未未《一亿颗“葵花籽”》主要采用的是杜尚式艺术——历史前卫艺术的方法论。杜尚式艺术就是使艺术能指离开既定所指而陌生化、但又无法形成新的能指倾向性的艺术，新的能指倾向性是形成能指的特定问题针对性的关键，就像杜尚的“小便池”(作品《泉》)以及《自行车轮子》等作品，其能指在陌生化后并没有形成新的倾向性，所以它们都没有特定问题(人的存在问题)的针对性;即使它们对艺术既定概念的质疑也是非特异性的，就像“小便池”作品用马桶、尿布等物品其效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使陌生化的能指形成新的倾向性——即指向特定的问题，必须创造一种与特定问题发生内在联系的特定语言结构。由于能指的非倾向性的陌生化，所以杜尚式艺术的能指可以引发无限的想象(联想)，但所有的想象都是非特异性的，也是空泛的、笼统的、模糊的、宏大的、似是而非的，这些想象并无特定语言结构的支撑，而完全是因为单纯陌生化本身就可以引发无限的想象所致。以至于杜尚式艺术最多只是精神象征性的，而不是问题针对性的，这种精神象征性由于缺乏特定语言结构的支撑，实际上是牵强附会、甚至指鹿为马的自我想象，在今天它已经毫无力量可言。这种自我想象在艾未未的《一亿颗“葵花籽”》中非常明显：

“纯手工制作，经过30多道工序，历时2年多制作的1亿颗陶瓷葵花籽”就能象征“个体独立性”吗?那年年月月日日都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工人岂不是都是有“个体独立性”?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恰恰意味着没有“个体独立性”。

“每一颗都不同，每一颗都是独立的”和人的“个体差异性”、“个体独立性”有什么内在关系?再说世上本就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你想做出完全相同的“葵花籽”都没有可能，即使完全机械化制作也没有可能，这样，是不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能够象征“个体差异性”、“个体独立性”呢?

“耐心打造的葵花籽”和宝贵的生命有什么特定关系?又如何能够扯上“不能淹没在滚滚红尘中”?再说那一亿颗“葵花籽”未必是“耐心打造”的，恐怕那些工人制作时是很很迫不得已;而且那种程序化(即使是手工也一定会遵循一定的程序)的打造怎么能够象征生命的完善?

一亿颗“葵花籽”又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有什么特定关系?

“一亿颗黑压压的葵花籽”怎么就象征“无助、拥挤、抱团和绝望”呢?那铺天盖地的沙子岂不是更能象征“无助、拥挤、抱团和绝望”?我还以为它们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呢。

“亿万中国人民曾经被喻为围绕着太阳毛泽东转动的向日葵”，现在的“一亿颗葵花籽”就自然有政治性吗?是什么政治性?有什么特定性?是倡导一种群氓的政治性吗?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成是有政治性的，这有什么意义可言。再说亿万中国人民是被喻为向日葵，葵花籽又怎么能随便象征中国人民呢?

所以，艾未未的《一亿颗“葵花籽”》并无具体特定问题的针对性，其意义只能是一些自我想象、自以为是、牵强附会、甚至指鹿为马的笼统、空泛的解读，这种解读要多少就有多少，读者可根据作品符号的各种特征(包括物理学特征)做出无限多的解读。这正是杜尚式艺术的特征(整个前卫艺术，包括后现代艺术都受其影响)。要使《一亿颗“葵花籽”》的意义解读具体化、特定化，必须使这一亿颗“葵花籽”处在具体特定问题的语境关系中以有效提示问题——即要将这一亿颗“葵花籽”通过一种特定的语言结构与特定问题发生关系，而这不是随便找一些工人制作一亿颗“葵花籽”、并往展厅一洒就能解决的。

今天，用杜尚式艺术的方法论来创作所谓的当代艺术是毫无难度可言的，因为，要让能指单纯地陌生化简直易于反掌，让物品离开既定的语境而换一个语境，物品能指就立刻陌生化了。但艺术的难度应该体现在如何在陌生化后进一步让艺术的能指与某种特定问题发生特定的关系，从而从独特的角度深刻地提示出人的存在问题，通过这种对问题的深刻提示让人进一步感悟人的意义。这种“难”就难在在具体问题中的特定“存在之思”，难在将这种特定“存在之思”转化为特定的艺术语言结构。这种“存在之思”及其特定的艺术语言结构的创造才真正体现当代艺术的的智慧和能力，这种智慧和能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来源于与人的意义探索与表达有关的具有社会学性质的科学实践。具体问题中的“存在之思”及其特定方式的表达才能体现出艺术的独立、批判、超越的自由精神。

所以，今天再用杜尚式艺术的方法论来创作完全是当代艺术的“懒汉思维”，它懒就懒在无视当代艺术应有的与特定问题有关的艺术意义之思——“存在之思”，将艺术的意义寄托在读者漫无边际的想象上，以为依靠读者对作品的漫无边际的想象，作品的意义就更加丰富，而不明白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永远不会体现出艺术家那种独特的有关存在的超越之思。在一个思维萎缩和平面化的今天，杜尚式艺术必然成为时代的宠儿，人们无法真正理解杜尚式艺术的历史超越和局限，以至于这种当代艺术的“懒汉思维”是如此地盛行。艾未未的《一亿颗“葵花籽”》就是这种典型的“懒汉思维”，不要说1亿颗“葵花籽”，就是花再多的钱，做出与中国人口一样多的15亿颗“葵花籽”，也还是艺术思想上的懒汉;也还是抵不上何云昌的《一米民主》那种豁命一刀、问题“血溅”的“惊心动魄”，尽管《一米民主》远没有《一亿颗“葵花籽”》的宏大排场。

其实，艾未未的艺术创作一直都有这种追求外表宏大、实质空洞的倾向，比如他的《童话》、《地毯》、《模板》等作品，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大而不当的作品。这和它的许多社会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就是将它的一些社会行为本身当做真正的当代艺术来予以评论的，比如艾未未的“关注杨佳事件”行为、“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行为等，我从“问题主义艺术”的角度进行了认证，在这些行为中，艾未未才真正做到了艺术对于存在的的超越之思，而不像《一亿颗“葵花籽”》等作品一样，用宏大的排场张扬的不过是艺术的“懒汉思维”。